本田善彥，資深媒體人，旅台作家，前中廣海外部記者兼播音員，聲優。中文版著作有《保釣運動全記錄》、《台灣人的牽絆》。 電郵： [email protected]

據日媒報道，隨著二月八日投開票的日本眾議院選舉臨近，SNS（社群媒體）關注的政策與競選承諾中，「外國人」相關的貼文量居高不下。《讀賣新聞》分析了X（原推特）上各政黨公約與政策相關的貼文數據，其中最多的是「消費稅」，約有三萬四千則，其次是「物價上漲」，約有二萬七千則，較以往激增近四倍。排名第三的「外國人」相關貼文也有一萬則左右，關注度甚至超過了安全保障與財政問題。 「外國人問題」關注度升高的背景，無疑與造訪日本或在日本生活的外籍人口遽增有關。與極右勢力氣味相投的高市早苗能獲得支持的社會情緒中，或許也有一種帶著被害妄想的、潛在而且帶有恣意性的排外\仇外情緒（xenophobia）的存在。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底，日本的外籍人口達到歷史新高為三百九十五萬六千六百一十九人（較前年底增加百分之五），佔日本總人口的比例為百分之三點二一。包括中長期在留者（三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二十七人）與特別永住者（二十七萬零二百九十二人），男女比例為男性百分之五十一、女性百分之四十九。 此外，國土交通相金子恭之於一月二十八日宣布，二零二五年全年訪日外籍旅客人數首次突破四千萬人次，創下歷史新高，達到四千二百七十萬人次。與疫情前高峰的二零一九年（三千一百八十八萬人次）相比，增加了超過一千萬人次；與小泉純一郎內閣於二零零三年啟動「Visit JAPAN Campaign」、當時僅有五百二十一萬人次的訪日人數相比，更是暴增了八倍多。值得注意的是，二零零三年為一千三百三十萬人次的日人出國人數，之後持續成長，並於二零一九年首度突破二千萬人次，達到二千零八萬人次。但經歷疫情造成的數年中斷後，二零二五年的數字僅為一千四百七十三萬人，甚至低於二零零四年的水準。這一數據顯示出日本社會整體的內向化傾向。 在被視為封閉的日本社會中，如何與持續增加的外籍人口共存，一直都是課題。然而，將其作為社會問題普遍意識到，或許是近二、三十年來，隨著少子高齡化、農漁村人口減少日益嚴重，國力衰退逐漸明顯，對未來的不安感瀰漫開來之後的事情。誠然，在觀光區偶爾能看到行為旁若無人的外國觀光客。過去，「爆買」的「中國大媽」或喧嘩吵鬧的「陸客」是人們的刻板印象。作為曾親眼目睹上世紀日本同胞在歐美或香港品牌店開門前排長隊的那一代人，這些畫面多少帶有熟悉感。 近年也有一些帶有嫉妒情緒的怨言，例如外國人以投機為目的購買房地產，不當推高房價等，矛頭多指向「有錢的外國人」。然而，人們是否已忘記，在上世紀末，日本企業與個人也曾依仗強勢的日本經濟，在美國等海外大量購買高級房地產？即便據稱「陸客」減少，如今仍可見飲酒喧鬧、亂丟垃圾的外國旅客。當下訪日外國旅客中，有相當比例是被日圓貶值帶來的「划算感」吸引而來的中低所得層，結果拉低了觀光客整體的禮儀平均值，這類說法也時有所聞。 強迫遊客拿著垃圾觀光 但另一方面，也不應忽視日本社會自身的因素，例如對路邊飲酒的異常寬容態度，以及公共垃圾桶極端稀少的現實。關於公共垃圾桶，日本自一九九零年代以來，基於治安對策與成本削減而大量減少，街頭幾乎看不到垃圾桶。本人並非要為亂丟垃圾的旅客辯護，但強迫旅客手拿垃圾四處觀光，難道不也是不合理的嗎？在等末班電車月台旁，看著本地醉漢嘔吐的景象，令人不禁覺得，需檢討的恐怕不只是在「外國人」那一方。 在日本政界談論的「外國人問題」中，外籍觀光客、勞工、投資者與定居者經常被粗略地混為一談。所謂的外國人問題，往往只是借題發揮，用來宣洩社會底層長期積壓的不滿與不安，本質上是一個情緒問題。換言之，外國人問題似乎已成為一種方便的出氣筒。 日前，我走訪了大阪難波與京都洛中，這些都是外國觀光客特別多的地區。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十一月就「台灣有事」發表相關言論後，媒體報道稱來日的「陸客」減少，但就我實地所見，目前尚未感受到明顯衝擊。京都的便利商店外國消費者尤其多，店內可見似乎來自南亞的店員，以流利的日語，並依對象靈活運用英語等外語，俐落地完成工作。在以本地醉客聞名的難波酒場裏，忙於上菜與備料的店員幾乎清一色都是外國人。不久前，曾聽一位採訪過瀨戶內海養殖業者的記者說，在高齡化與勞動力缺乏的日本第一產業現場，若沒有外國勞動者，早已無法維持運作。無論作為勞動力，還是作為賺取外匯的觀光來源，外國人的存在感之大，再次令人深刻體會。 日本社會是否至今仍未正面面對外國勞動者與移民接納的問題？在對待觀光方面，是否也只是沉醉於自我陶醉式的「款待精神」，卻忽視了合理的承載量管理與基礎設施建設？如果「與外國人共生」是無法迴避的課題，那麼就必須有承擔摩擦與成本的心理準備。與他者的「共生」並非漂亮話可以解決。若選擇以對話與連帶邁向共生，勢必需要相應的忍耐與寬容。過去那種「裝和為貴」的息事寧人主義，恐怕已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