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地高校、科研機構可利用香港一國兩制優勢與國際化便利設研究機構，成為科研體制創新實驗場。
中國大陸基礎數學研究近年成果豐碩，但體制性障礙依然嚴峻。科研行政化、官僚化現象普遍，學術資源高度集中於少數「學閥」手中，青年學者往往疲於應付各類評審、申報與考核，難以沉下心來從事需要長期積累的基礎研究。數學領域尤為如此——一個猜想的證明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久，但現行體制要求的是短期可量化的「成果」。菲爾茲獎得主丘成桐多次公開批評這一現象，指出中國數學要真正躋身世界一流，必須在制度層面進行深刻改革。
然而，內地高校的體制改革牽涉複雜，短期內難有根本性突破。這種行政化、官僚化並非偶發現象，而是深嵌於整個科研管理體制之中：職稱評定、基金申報、高校排名、行政晉升，每一個環節都在強化短期導向。更值得警惕的是盛行的「帽子文化」——「傑青」、「長江學者」、「萬人計劃」等人才頭銜，決定著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使得青年學者不得不把大量精力投入頭銜的角逐，而非真正的學術探索。基礎數學研究的特殊性在於，真正的突破往往需要數年乃至十數年的沉潛，在這套體制下，年輕人的創造力在最旺盛的時期，恰恰被消耗在與數學無關的事務上。丘成桐曾直言，中國不缺有天賦的年輕數學家，缺的是讓他們靜心思考的環境。
面對這一困局，近年不少科技民營企業嘗試以捐資設立研究中心的方式破局。阿里巴巴、騰訊、華為等企業先後與頂尖高校合作，注入可觀資金。然而實踐表明，這條路同樣荊棘叢生。資金一旦進入高校財務體系，便受制於與國撥經費相同的行政管控：繁複的報銷流程、嚴格的科目限制、動輒數月的審批週期，使得資金落地效率極低。
更棘手的是，高校管理層往往將企業捐資視作可統籌調配的資源，研究中心的實際運作空間遠比協議承諾的狹窄，具體研究項目能真正用到的經費往往大打折扣。青年研究員即便在「企業冠名」的研究中心工作，人事關係仍歸屬高校，晉升、考核、住房分配，一切照舊。
既然內部改革難以速效，外部輸血又難抵體制消耗，與其坐等改革，不如尋找可操作的迂迴路徑——香港，正是一個現成的突破口。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與學術中心，擁有內地難以比擬的制度優勢：學術自由度高、國際化程度深、行政干預相對較少、人才流動便利。更重要的是，香港與內地在法律、行政體系上的差異，恰好為建立新型研究機構提供了制度縫隙。中山大學香港高等研究院便是一個成功範例：依託香港的國際化環境與相對靈活的學術管理機制，吸引海內外頂尖學者駐院研究，同時與廣州校本部保持密切學術聯繫，形成「一校兩制」的有效互補。
內地其他頂尖高校完全可以借鑑這一模式，在香港設立數學或基礎科學高等研究院。這類機構應具備以下特徵：
（一）人事與財務管理按香港模式運作，避免內地繁瑣的行政審批與考核體系，讓學者真正享有學術自主權。研究員無需為項目申報、經費報銷、量化考核等瑣事消耗精力，可以心無旁騖地專注於長期問題。
（二）面向全球招聘，不設國籍與身份限制，以國際一流標準遴選駐院學者。香港的國際化環境，本身就是吸引頂尖人才的天然優勢——許多不願受內地體制束縛的海外華裔學者，以及希望與中國數學界深度合作的國際學者，都會視香港為理想選擇。
（三）與內地母校保持「一校兩地」的緊密聯繫。研究院可定期舉辦學術活動、暑期學校與研討班，邀請內地青年學者與研究生參與，形成學術共同體。同時，研究院的學者也可在內地母校兼職授課或指導學生，實現知識與人才的雙向流動。
（四）爭取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教育部的雙重支持，在經費、稅收、簽證等方面獲得政策便利。香港近年大力推動「北部都會區」與「國際創科中心」建設，基礎科學研究機構的落户，完全符合特區政府的戰略方向。
倒逼內地高校改革
這一模式的價值，不只在於為少數頂尖學者提供一個「避風港」，更在於它可以成為制度創新的實驗場。當內地高校看到香港研究院在吸引人才、產出成果方面的優勢，自然會反思並逐步調整自身的管理機制。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的數學研究院，既是中國數學人才戰略的補充，也是倒逼內地體制改革的外部壓力。
中國數學要真正成為世界數學的重要一極，不只需要兩枚菲爾茲獎，更需要一個能讓無數王虹與鄧煜安心生長的土壤。香港，或許正是培育這片土壤的最佳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