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像一下，你是一位廚師。每年，政府給你二十億港元（約二億五千萬美元）預算，不是要你烹調出美味佳餚，而是要你盯著廚房裏幾隻生命力旺盛的老鼠，確保牠們不要亂跑，不要偷吃東西，安安靜靜地待在角落裏，最好，能夠慢慢「自然死亡」。這大概就是香港小販管理思維的寫照。而這筆錢，竟然是用來「消滅」一些城市最原始、最有生命力的經濟活動——小販市集。
當我走在東京大大小小的市集，穿梭在人聲鼎沸的攤檔之間，品嚐著剛出爐的玉子燒，聞著烤海鮮的香氣，那種活色生香的城市脈搏是任何高檔商場都無法複製的生命力。轉個鏡頭，我站在台北的寧夏夜市，看著一對年輕情侶在蚵仔煎攤前忙得滿頭大汗，他們的眼神裏有創業的熱情，有對未來的期盼。這些場景在香港，正被我們那支編制龐大、預算驚人的小販管理隊，一步步推向歷史的塵埃。
一九九五年，香港還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政府定下取締小販的政策方向。一個決定，影響了整整幾代人的城市記憶。從那時起，小販牌照只會減少，不會增加。這個政策背後的理念很簡單：小販「不衛生」、「阻街」、「難管理」、「有礙市容」。於是，我們選擇用二十億元的「管理費」，去消滅這些所謂的「城市問題」。
然而，三十年過去了，我們獲得了什麼？
且讓我們放眼世界。伊斯坦布爾的大巴扎，六百多年歷史，四千多家店鋪，迷宮般的巷道裏飄散著香料與甜點的香氣，那是鄂圖曼帝國留下的文化瑰寶，每年吸引數以千萬計的遊客。北京的前門大街、南鑼鼓巷，老字號小吃與文創小店和諧共存，成為年輕人的創業天堂。上海的城隍廟、田子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完美平衡。南京的夫子廟，不僅是美食天堂，更是歷史文化的活態展示。
唯獨香港，選擇了一條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的路。當其他城市都在努力保護、活化自己的市集文化時，我們卻在用二十億元的銀彈，有系統地「陰乾」自己的小販傳統。
「陰乾」這個詞，用得太精準了。不是一刀切的粗暴取締，不是明目張膽的趕盡殺絕，而是不發新牌、自然流失、嚴格執法、收縮範圍。等到最後一位持牌小販年邁離世，這個政策就功德圓滿了。這是一場靜悄悄的文化謀殺，在「管理」的名義下，緩慢而堅定地進行著。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當政府斥巨資消滅街頭小販的同時，卻又大力推動「夜經濟」、鼓勵「留港消費」。大型購物商場裏的美食廣場，連鎖餐飲集團的標準化出品，真的能代表香港的美食文化嗎？那些充滿創意與活力的年輕廚師，除了在租金昂貴的商場開店，是否也應該有機會從一個小小的攤位開始他們的夢想？
小販市集不僅僅是買賣的場所，更是城市的靈魂所在。它是一個城市最樸實、最真誠的面貌，是遊客感受在地生活氣息的最佳窗口。當我們把這些都消滅了，香港還剩下什麼？中環的玻璃幕牆？銅鑼灣的連鎖店？還是那些千篇一律的高檔商場？
從社會流動的角度看，小販市集是基層創業的最佳平台。這是一條社會階梯，讓沒有資本但有手藝、有創意的人，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對年輕人而言，小販市集更是低風險測試市場的理想場所，許多成功的餐廳品牌都是從一個小攤位開始的。
從文化保育的層面看，小販市集承載著無數珍貴的傳統技藝與集體回憶。那些即將失傳的懷舊小吃、那些堅守半世紀的手藝人，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香港的活歷史。當鏞記、蓮香樓這些老字號可以成為文化地標時，為什麼街頭的雞蛋仔、缽仔糕、糖蔥餅就要被視為「問題」？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推動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的大趨勢下，小販市集完全可以成為推動環保生活的理想平台。想像一下，週末的二手市集，人們帶著自己不再需要的衣物、書籍、家具來交換或出售；社區的有機農夫市集，本地農產品直接從產地到消費者手中；環保手作市集，創作者用回收材料製作工藝品。在日本和台灣，週末市集已發展為結合環保、文創、休閒的複合空間。
試想，如果那二十億元的預算不是用來「消滅」小販，而是用來「活化」和「升級」小販行業，可以創造多大的社會價值？這筆錢可以設立小販市集發展基金，改善攤位設施和衛生條件；可以成立小販培訓學院，提升從業者的食品安全意識和經營技能；可以聘請設計師整體規劃小販市集，提升環境質素；可以舉辦國際小販市集節，打造旅遊新亮點。
在五年計劃的框架下，城市更新不僅僅是重建舊樓、美化街道那麼簡單。真正的城市更新是要更新城市的靈魂，更新人與城市的關係。將小販市集納入城市規劃，在各區設立特色市集，不僅能夠為基層創造就業機會，為年輕人提供創業平台，更能豐富香港的旅遊資源，吸引更多深度遊旅客。
說到底，這是城市美學和價值觀的問題。我們要一個乾淨但冰冷的香港，還是充滿活力和人情味的香港？我們要只有連鎖店和商場的消費空間，還是多元豐富的公共生活？我們要繼續用二十億元去扼殺城市的靈魂，還是用這筆資源去培育更多元的城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