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最近公布了區議員的工作表現，一份整齊的報表羅列著開會出席率、活動參與次數、街站時數。這些數字橫看豎看，都像極了小學生的成績表——準時上學、專心聽講、積極參與課外活動，然後老師在旁邊蓋一個「表現良好」的印章。可是，香港有十八區，每區都有自己的脾性、紋理和難題，用同一把尺去量度北區和南區、觀塘和灣仔，真的有意義嗎？
十八區，十八種面貌。屯門、天水圍是年輕家庭聚集的新市鎮，托兒服務、兒童遊樂設施是他們最迫切的訴求；深水?、觀塘是舊區，樓宇老化、?房問題、街道衛生才是居民每日面對的現實；油尖旺是遊客區，噪音管理、人流控制自有另一套挑戰；離島區有偏遠村落，渡輪班次、緊急救援服務的考量又怎會和市區一樣？
這就是問題所在：用一套標準化的「出席率」去考核十八個截然不同的社區的代議士。一個深水?區議員可能花了一整星期跟進唐樓滲水個案，協調業主、租客、屋宇署、食環署，終於解決了婆婆住所天花剝落的問題。但在民青局的報表上，這一週的「表現」可能還不如出席了兩個聯歡酒會的議員來得亮麗。這不公道，也不聰明。
若區議會的功能是服務市民，服務形式就應該跟隨社區特性而變化。公共屋?為主的地區，區議員的角色應該更貼近「屋?管家」，要熟悉房屋署運作，審視管理決策，推動設施改善。這些工作需要的是專業知識和持續跟進的毅力，而非開會時舉手贊成的效率。
在唐樓林立、?房密集的地區，區議員更像是「社區社工」和「建築安全監督員」的混合體。去年華豐大廈奪命大火，燒出了舊樓消防監管的千瘡百孔；今年宏福苑火災，更揭示即使是政府興建的居屋，消防系統維修保養同樣可以出現致命漏洞。這些悲劇提醒我們：地區行政不是紙上談兵，而是關乎人命的實戰。
宏福苑火災尤其值得深思。消防泵失靈、警報系統未能啟動，說明即使有業主立案法團和物管公司的屋苑，依然可以出現管理真空。區議員作為最貼近社區的前線，理應是第一個發現問題、發出警號的人。但現行制度將他們束縛在會議室和活動場地，還有多少心力去巡查屋苑、檢查設施？
與其死盯著出席率，不如設立更貼地的績效指標。街道整潔度——區內非法張貼廣告是否減少？後巷垃圾問題有否改善？公共設施使用率——新設健身器材有沒有人用？公園座椅是否足夠？個案跟進效率——市民反映問題後，平均多久獲得解決？跨部門協調個案有否專人跟進？社區安全巡查——舊樓消防檢查頻率、屋苑管理表現監察。這些指標難以量化，卻正是市民真正關心的東西。一個區議員出席了三十次會議，不如成功爭取三十盞失靈路燈重新亮起來。
要釋放區議員的能量，首先要釋放他們的時間。政府應簡化行政程序，減少不必要的會議和活動指令，讓區議員有更多空間「落區」。落區不是影相打卡，而是用心觀察——行人路鋪磚是否鬆脫絆倒長者、休憩處座椅會否被暴曬而無人願坐。
中國內地的街道辦事處模式，其中一個值得參考的特點是「網格化管理」。社區劃分為若干網格，每格有專人負責巡查，發現問題立即上報、跟進、解決。這種「責任到人、閉環管理」的做法，確保每個角落都有人關心。香港區議員若能結合網格化思維，將選區內街道、屋苑逐一「認領」，定期巡查並公開進度，市民對區議會的觀感定必改觀。
香港十八區各有歷史脈絡和社群結構。北區面對口岸經濟衝擊；大埔有鄉郊村落與新市鎮並存；中西區新舊交錯；葵青是轉型中的工業區。這些差異不是麻煩，而是特色；不是障礙，而是資源。區議會的功能，應是將在地特色轉化為治理優勢。工業區議員可推動工廈活化；鄉郊區議員可倡議生態旅遊；舊區議員可主導市區更新。政府要做的，是搭建彈性框架，容許不同地區自設優先事項和績效指標，而非由上而下頒布「標準答案」。
香港區議員中不乏精英——工程師熟悉建築條例、律師精通契約法規、社工掌握社區脈絡。他們的專業知識本可為地區規劃提供寶貴意見，卻被要求將精力花在出席儀式和聯誼活動上，白白浪費。
未來區議會改革，方向應是「賦權」與「問責」並重。一方面，給予區議員更大的資源調配權和部門協調權，不再是「無兵司令」；另一方面，設立更貼地的績效考核機制，讓市民有份評分——這條街乾淨了嗎？那個公園好用了嗎？投訴問題有人跟進嗎？
宏福苑的火光，照出了地區行政改革的逼切性。區議員的戰場在街頭巷尾，在屋?大堂，在舊樓梯間——唯獨不應該被困在會議室的四方框內。十八個區，十八個故事，它們值得擁有十八種治理模式，十八種成功標準。區議員不是小學雞，不需要統一的校服和課程。他們是社區的成年人，需要的不是標準化成績表，而是一個能讓他們因應社區脈搏、發揮專業所長的舞台。
下次經過街口那盞終於修好的路燈，或坐在公園新增的長椅上，請記住：這些看得見的改變，才是區議員真正的成績單。出席率，留給小學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