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年李鴻章春帆樓外遇刺，到今天軍官闖中國大使館，皆是政壇右轉與民粹交織的警號。 禤駿遠，Ian Huen，企業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畢業，香港中文大學比較及公共史學文學碩士。著有《The Rising Sons: China's Imperial Succession & The Art of War》及《What Bruce Lee Didn't Know About Kung Fu and Other Revelations About China》；新作《你說的是從前——清末與今日中國》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出版。電郵：[email protected]

自高市早苗上年十月上任日本首相，日本政局漸向右傾，東亞諸國，尤其中韓，均表關注。然而，大國博弈之外，更須警惕者，在於政治氣候滲入社會。一旦右傾思潮漸成常態，民粹易乘勢而起，終或釀成動盪。近日，一名自衛隊現役軍官在東京攜刀翻牆闖入中國駐日使館，使館人員受威脅。中方隨即強烈抗議，指其嚴重危及外交機構安全與尊嚴，並促日方徹查嚴懲。官方與媒體更將此事上升至政治層面，認為此非孤立個案，而是日本社會右傾與新軍國主義思潮蔓延之徵。近年日本安全政策轉向，防衛預算連年上調，軍事角色擴張，對台海議題表態轉趨直接，此等動向相互疊加，令區域局勢越見緊繃。此一事件，不禁令人憶起一八九五年日本刺殺李鴻章之事。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起，清廷北洋艦隊先敗於黃海，繼覆於威海衛，遼東失守，戰局已無可挽回。清廷轉而求和，重任落於李鴻章。談判設於下關春帆樓，日方由伊藤博文、陸奧宗光主導，條件極為苛刻，索地索銀，兼開通商。彼時日本新勝強敵，民族情緒高漲，輿論鼓動強硬。三月二十四日，李鴻章於馬關春帆樓外街頭為日本青年小山豐太郎槍擊面頰，血流如注。小山代表少部分激進的人士，覺得不應該和清政府講和，日軍應該繼續長驅攻打中國。日本政府的處境變得被動，便旋即致歉，暫停談判，國際輿論亦轉向同情。然結構未變，《馬關條約》終告簽訂，割台灣、澎湖，並要付天價賠款。此一槍聲，未改敗局，卻反映當國家勝利與民族情緒交織，個體極端行動便影響外交節奏。 此種情緒，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更見激化。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爆發，青年軍官於此年的二月二十六日以「昭和維新」為名，率兵入東京，刺殺高官，企圖以武力改造國政。其訴求既反財閥與政黨，亦強調天皇親政，本質乃民族主義與民粹結合。雖為昭和天皇所拒，叛亂迅速鎮壓，然其後果並非軍權收斂，反而促使軍方進一步主導政治。短短一年半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號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藉口士兵失蹤，要求入宛平城搜查，遭拒即開火。局部衝突迅速擴大，終成全面戰爭。由李鴻章遇刺，到「二二六」兵變，再至盧溝橋開火，可見半個世紀之中，日本民族情緒累積，政治語境因極右分子的行為而轉趨強硬，最終由個體或局部事件蔓延開來。 戰後日本以和平憲法為基礎，長期壓抑軍事衝動，然右傾思潮並未消散，而是轉入社會與文化層面。近年網絡右翼興起，多屬都市中產，教育程度不低，卻對主流媒體與戰後體制深感不滿。其言論反中反韓，強調國族認同，並透過網絡擴散。與此同時，新興政治力量亦借勢而起，鼓吹「日本優先」，主張修憲、限移民、重塑歷史敘事。此類思潮雖未完全主導政局，卻已改變公共語境，推動主流政黨向右調整。制度層面，日本仍守憲法第九條，然安全政策已見實質轉向。防衛預算連年上漲，考慮部署長程飛彈，並與美國深化軍事合作。由專守防衛轉向主動威懾，不僅為軍事策略之變，更重塑社會的認知。 與以前相比，今日日本更深嵌於全球體系。觀光與外來勞動已成經濟支柱，零售、餐飲、建築、護理諸業，多賴外籍人手支撐。疫後旅遊急速回升，訪日人次屢創新高，京都等地終年人潮如織。然繁榮之下，壓力隨之而來。熱門景點擁擠，交通負荷加重，民居租金與物價上揚，地方生活節奏被打亂，居民不滿漸積。所謂「觀光公害」，由此成形。此類不滿，多不直指制度與產業結構，反轉而指向可見之對象——外來旅客與勞工。更須注意者，在於人口結構與社會心態之變。日本長期面臨少子高齡，地方凋敝，勞動力不足。外來人口既為經濟所需，亦帶來文化差異與秩序調適之壓力。當生活不便與經濟焦慮交織，若政治語境轉向強硬，民族論述升溫，「內外有別」之觀念便易強化。外來者不再只是勞動與消費之來源，亦可能被視為問題之根本。 在此背景下，網絡言論與民粹動員相互放大。網路右翼藉個別事件渲染秩序失衡，將複雜問題簡化為身份對立，輿論場亦逐漸由理性轉向情緒主導。東京使館事件，正是在此氛圍中出現。行動者雖為一人，其舉動卻非孤立，而是社會情緒累積之結果。一旦此類情緒持續發酵，零星事件或越見頻仍，慢慢超出治安層面，觸及外交與區域穩定。 回望歷史，李鴻章遇刺未改條約，「二二六」未成維新，盧溝橋一夜卻引爆全面戰爭。關鍵不在事件本身，而在其所處之結構。當政治語境轉硬，民族情緒累積，個別行動便可能成為導火線。今日東亞局勢本已緊繃，若再疊加民間情緒波動，星火蔓延之險倍增。國家尚可外交調節，社會情緒卻難測難控；兩者交織，往往最為危險。東京一事，未必為轉折，然歷史所示，動盪之初，正由此類微響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