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善彥，資深媒體人，旅台作家，前中廣海外部記者兼播音員，聲優。中文版著作有《保釣運動全記錄》、《台灣人的牽絆》。 電郵： [email protected]
日本高市早苗政權成立至今已兩個多月了。據各家媒體民調，整體支持率大致維持在六至七成之間。富士電視台系FNN於二零二五年底進行的民調顯示，高市內閣支持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五點九，其中，年輕世代的支持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二點四。對此，富士電視台政治部長高田圭太指出：「高市本人的形象明朗、表達方式淺顯易懂是重要因素之一。此外，透過調高『年收入之牆』，緩和稅制和社會保險上產生之不公平感等政策也產生了影響。不過，隨著時間推移，若多數人無法實際感受到生活品質改善時，當前的期待未必能持續下去。」 歷屆內閣中，也不乏在成立初期就獲得高支持率的例子，但在年輕族群中取得如此高支持率，幾乎沒有前例。勉強可類比的，或許只有相對獲得年輕世代支持的安倍晉三內閣。因此，在高市周邊也出現一種期待，認為年輕世代對高市寄予的高度期望與熱情，可能會成為支撐政權的強大基礎。因此，在高市政權內部，主張趁支持率仍高時解散國會、透過大選以掌握國會多數的聲音相當多；另一方面，由於自民黨本身的支持率並未同步上升，自民黨內也存在對解散持審慎態度的看法。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見中國大陸留學生時曾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處於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這番話一般被解讀為毛對新中國青年寄予愛國奮鬥、勇攀高峰的期待。然而，一聯想到約十年後毛動員年輕世代、發動文革的歷史，或許會對這段話產生另一層複雜的感受。 一般而言，對於年輕世代的政治參與，社會多半持著正面態度。簡要整理其可能帶來的正面效果：一，不僅是人口眾多且投票率高的高齡世代，其政策討論也更容易涵蓋包括教育免費化、育兒支援、獎學金制度擴充等在內，面向在職與年輕世代的資源分配。結果是，有助於優先推動奠定社會基礎、放眼未來的「長期政策」。二，年輕世代多為「數位原生」，且在多元性（如性別、LGBTQ+等）上的意識往往與上一代不同，因此有可能提出不受既有慣習拘束的彈性解決方案，為社會引入多元價值與創新。三，年輕世代參與政治，有助於提升整體社會的「當事人意識（主權者意識）」。四，可能緩和「只有年輕世代吃虧」的對立結構，提升民主的正當性與穩定性。若是經過跨世代協商形成的政策，這樣較能減輕不公平感，促進社會整體的共識形成，並成為孕育世代間連帶感的契機。 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年輕世代既是「活在當下的人」，也是「活在未來的人」。當他們的聲音能夠傳達到政治場域，社會的通透性將隨之提升，最終或可促成對所有世代而言都更宜居的社會，看似抱持這種期待的人並不少。 年輕人參政的感性與理性 然而，若將紅衛兵、希特勒青年團，乃至「太陽花學運」等案例中，年輕人能量被轉化為「執政者（或意圖奪取政治權力者）工具」的歷史一併納入考量，則會浮現另一個面向。例如：一，由於社會經驗不足，年輕世代較容易被「簡單明瞭的語言」或「強勢領導」吸引。正如希特勒青年團與「太陽花」所示，年輕世代對現狀之不滿往往成為激進勢力動員的資源，最終可能發展為劃分敵我、具有攻擊性的政治運動，並造成嚴重的社會撕裂。二，政治本質上是「妥協」的藝術，需要時間累積。若一味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導致缺乏充分討論，將損害政治品質。若把「妥協」視為「背叛」，便容易招致拒絕對話、僵化的「善惡二分論」態度。三，「數位原生」固然是年輕世代的優勢，但也存在透過假新聞、深偽等高度資訊操作，來操縱年輕人支持的「人造草根運動(Astroturfing)」風險（青鳥為典型案例）。四，若陷入極端進步主義，便可能輕視既有智慧、歷史脈絡，以及前人累積的法治精神與社會慣習，從而破壞社會穩定。紅衛兵「破四舊」的例子正顯示，無視歷史脈絡的運動，可能對社會造成難以修復的傷害。 總體而言，年輕人政治參與的弊端多半出現在「情感凌駕理性」或「被政治勢力利用」之時。或許有人會辯稱，紅衛兵與希特勒青年團屬於帶有公權力強制的動員，與民主國家的年輕世代參與不同；然而，從「太陽花」以後台灣社會的變化可以看到，即便在所謂的「民主社會」中，歇斯底里的政治運動或一時風潮也可能放任特定意識形態橫行，簡化「敵與我」的敘事，並強行塑造「認同政治」。在那樣的狀態下，自由、民主、法治與多元性均可能淪為被民粹式詮釋所容許的空洞口號，社會分裂也將迅速而深刻地加劇。心懷算計的政客假扮成年輕世代的理解者、刻意迎合的情況並不少見；而在達成政治目的之後，除少數成為政治暴發戶者外，多數年輕人往往仍被「下放」、被邊緣化。 高市將如何面對並利用其年輕支持層？在觀察未來日本社會於低迷與內向化趨勢中將走向何方時，這或許會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