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確保皇族人數」為名的《皇室典範》修正案，於七月十七日在日本參議院全體會議上，獲得執政黨及部分在野黨多數贊成而正式通過並成立。現行《皇室典範》自一九四七年施行以來，此次為重大修正。修正後的《皇室典範》允許女性皇族於婚後仍保留皇族身份，同時也允許舊宮家的男系男性透過收養制度恢復皇族身份。
原《皇室典範》第九條明文規定：「天皇及皇族不得收養養子。」此次修法則將此規定設為例外，並新增第六章「養子皇族男子」加以規範。收養對象限定為一九四七年脫離皇籍的舊十一宮家男系男性後裔，且須為年滿十五歲、未婚且無子女者。得收養養子的皇族，則限於除現任天皇夫婦、上皇（前任天皇）夫婦及秋篠宮夫婦之外的其他皇族。養子本人不適用《皇室典範》第二條有關皇位繼承順位的規定，因此本人並不具有皇位繼承權。
針對《皇室典範》修正案完成立法，日相高市早苗表示：感慨良深。對此，投下反對票的立憲民主黨則指出：此舉恐將導致皇統秩序混亂，無助於真正穩定的皇位繼承。
然而，高市政權以所謂「立法府的總意」提出的修正案，圍繞養子所生男性是否取得皇位繼承資格，以及女性皇族未來地位等問題，引發在野黨、歷史學者及市民團體的強烈批評與抗議。主要批評包括以下幾點：
一．國會事前討論所形成的「總意」中，並未明確記載「養子所生男子可取得皇位繼承資格」，但正式法案卻納入了這項內容；此外，法案亦規定女性皇族的丈夫與子女不得成為皇族，因此遭到在野黨猛烈抨擊，批評此舉是「偷換議題」、「欺瞞國會」。
另一方面，眾議院與參議院各僅約三小時的審議時間便完成表決，也引發外界質疑程序過於倉促，未經充分討論。
二．女性史研究者、作家等多位學者指出，此次修法實際上排除了未來女性天皇與女系天皇的可能性，具有明顯的性別歧視色彩，因此批評聲浪不斷。
愛子降格為二級皇族
三．部分學者及媒體指出，女性皇族即使婚後得以留在皇室，卻沒有皇位繼承資格，其配偶與子女亦不得取得皇族身份，因此有人批評：「這幾乎等同於把愛子內親王降格為『二級皇族』。」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各項民意調查顯示，日本社會對女性天皇及女系天皇均抱持六到八成的高度支持，反對者僅佔少數。
天皇德仁於六月十一日在出訪海外期間舉行記者會時，雖刻意避免直接評論制度改革，但表示：始終祈願國民幸福，與國民同甘共苦，是最基本的理念。並進一步表示，希望相關討論能獲得國民理解。
據《日本國憲法》第四條，天皇不具有任何國政權能，亦不得發表政治性言論或介入政治。因此，許多國人認為，德仁已是在憲法所容許的極限範圍內，表達了對高市政權處理方式的不滿與憂慮。從這個角度來看，高市政權推動的《皇室典範》修正不僅與多數國民的意志有所背離，也與天皇希望相關制度能夠「獲得國民理解」的期待有所落差。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種政治主導制度改革，而天皇基於憲法地位無法公開表達反對意見的結構，不禁令人聯想到戰前軍部與政治人物利用立憲君主制度的侷限，藉由天皇名義推動權力擴張與戰爭政策的歷史教訓。雖然今日日本已算是民主憲政國家，兩者情境不可完全等量齊觀，但制度運作所呈現出的某些結構性特徵，仍難免引發一些歷史聯想。
長期研究近代日本史，並與皇室素有交流的歷史作家保阪正康指出：「象徵天皇制，是戰後歷史中，天皇自身持續努力，國民也一路支持與接受，共同塑造出來的『國民統合象徵』新形象。如今，我擔心這些多年累積的成果，正遭到破壞。某些人對天皇制度的理解，缺乏對近代日本歷史的真正認識，這讓人深感不安。」
保阪並指出：「從昭和後期到平成時代，歷代天皇始終不斷思考自己肩負的使命，並親身加以實踐。他們與皇后一同投入戰爭追悼及慰靈活動，每逢重大災害便親赴災區慰問災民，長年累積出與國民同行、貼近人民的形象。令和天皇也延續了這樣的精神。」他進一步表示：「然而，觀察此次立法過程，不禁令人懷疑，是否有人企圖將天皇重新塑造成近似國家元首的存在，甚至配合修憲，使日本重新走回過去的道路。如此一來，反而否定了象徵天皇制下數十年來所建立的天皇形象。」
保阪最後強調：「象徵天皇制唯有建立在國民理解與支持之上，才能真正存在。天皇必須與國民共同前行，皇室制度才能延續。戰爭期間，許多人為了天皇失去了生命，因此有人憎恨天皇、怨恨天皇，也是可以理解的。平成天皇正是在反覆思索『即使如此，為何天皇制度仍能存續』這一問題之後，最終選擇了依循日本憲法理念的象徵天皇制。」
倘若這項改革未能建立於充分的公共討論與廣泛的國民支持之上，不僅可能動搖戰後「民主日本」所建立的「象徵天皇」制度，更可能對皇室未來的發展與存續留下深遠複雜的影響，並為日本政治與憲政體制埋下長期爭議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