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台灣資深媒體人，曾任《自立晚報》總編輯、《中國時報》總編輯、《中時晚報》社長、《中國時報》特約主筆；前中央社董事長。 電郵：[email protected]
全球經濟發達體正在經歷一場極為深刻的經濟裂變，美國尤盛。這裂變的形狀像字母Ｋ——一條曲線向上，一條向下；在同一個國家裏，兩條線卻越走越遠。上升的那一條，屬於持有房產、股票、科技資產的高收入群體；下降的那一條，屬於依賴薪水生活、無力負擔高利率與高物價、沒有資本避風港的中下階層。這些年，這兩條斜線不僅沒有彎回來，反而急速擴大，並正在重塑社會、階級與政治版圖。 美國近年通膨下降，失業率不算高，但這未必代表經濟已復甦。股市的繁榮掩蓋了實體生活的困頓，ＡＩ科技的爆炸式增長，更讓資本端的獲利進一步集中到極少數企業與個人手中。於是，富者享受資產增值所帶來的輕鬆獲利，下層民眾卻被租金與食品價格壓得抬不起頭；富者對通膨的抱怨只是噪音，窮人對通膨的痛苦則是一道生死線。這種同在一國卻活在不同世界的結構性現實，就是Ｋ型經濟的本質。 Ｋ型經濟不是一個抽象名詞，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現象，薪資、物價、資產、消費習慣等指標都顯示社會貧富兩極化，高收入群體的薪資穩定成長，低收入群體再次陷入停滯甚至倒退。整體勞動市場看似健康，但細項卻暗藏風暴：製造業減聘、零售旅宿不再擴張、低學歷者失業率上升。 不僅如此，資產市場已完全脫離實體經濟。美國股市近年漲幅亮眼，但百分之八十七的股票掌握在最上層百分之十家庭手中，而最底層百分之五十的美國人只擁有百分之一出頭的股權。換言之，華爾街的繁榮，多數美國人根本無緣享受。房價也持續飆升，使新生代與中低收入家庭望屋興嘆。於是，富者因投資致富，窮者因房租飆升被榨乾，階級差距由薪資差距擴大至資產差距，最終變成生活機會差距。 企業的銷售結構則進一步證明兩個美國正在分離。大型連鎖餐廳發現：低收入族群消費大幅萎縮，庶民餐飲業者紛紛報告客流量下降。至於推動股市不斷上漲的最大力量——ＡＩ——則更是典型的「資本崛起、勞動停滯」。ＡＩ資料中心投資規模驚人、鋪天蓋地，但它們僅創造極少量高技能就業，絲毫無法吸收中低階勞動力。科技「七巨頭」獲利爆棚，帶動整體股市上升，卻沒有改善大多數美國人的收入，使得Ｋ型經濟正式定型。 Ｋ型經濟不是突如其來，它是多重力量長年累積後的結果。這些力量彼此強化，使得窮者更窮、富者更富。通膨是第一個關鍵。低收入家庭支出中，食品、能源與房租佔比高得驚人。物價每漲百分之一，窮人的生活壓力就急劇上升；反之，富人因資產與投資收入往往能抵銷通膨衝擊。 高利率是第二個關鍵。富人因手上有資產，反而能從高利率中享受銀行利息。窮人卻因信用卡利率飆至百分之二十以上，被迫承受罰款、滯納金、滾雪球債務。於是，美聯儲的利率政策在不同階層之間產生相反的效果，上層因利率而獲益，下層因利率而崩潰。 ＡＩ與科技投資是第三個關鍵。ＡＩ資本支出巨大，但創造的就業極少；科技企業的獲利集中、回購規模龐大，使持股者財富暴漲。如果沒有資本或股票，即使整體ＧＤＰ上升，個人的生活也不會改善。 稅制變化是第四個關鍵。ＣＢＯ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評估顯示，最新的稅改方向對高收入族群極度友善，而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所得則受到壓縮。這種再分配方向，使原本的收入差距轉變為結構性的貧富分化。 這些力量彼此交織，使得Ｋ型經濟不僅形成，而且越來越難逆轉。Ｋ型經濟正在重塑美國政治版圖，甚至改變選民的分類方式。過去，政黨支持度常以族群、地區、教育程度區分，但現在，一個新的分類方式正在浮現：持股者ｖｓ非持股者。持股者在股市繁榮中信心高漲，對現況較滿意；非持股者則因生活成本壓力巨大而充滿怨氣。 這造成三個政治後果：第一，極化加劇。中低收入者更不信任制度，認為政府只服務華爾街與科技巨頭。這種不滿使反建制情緒上升，也使政治語言更激烈、兩極化。第二，選民憤怒的方向改變，生活成本已壓倒文化議題，憤怒開始集中指向執政者，並轉向「誰真正能降低生活成本」的考量。第三，選舉策略全面轉向經濟議題，競選主軸聚焦在「降低生活成本」，傳統議題（移民、安全、文化爭議）已無法單獨驅動選票。當人們無力負擔房租時，他們不會在意抽象的理念；當家庭因信用卡利率破表而負債累累時，文化議題就不再主導選票行為。 生活成本將影響選舉 Ｋ型經濟勢必會影響下一次美國大選，選舉將不僅是左派ｖｓ右派之爭，而是富者ｖｓ被生活成本壓垮者。掌握選舉結果的，不是文化議題，而是錢包；不是意識形態，而是負債；不是華爾街，而是每一張被賣場收銀機壓得喘不過氣的帳單。 Ｋ型經濟呈現的是美國社會分裂的裂縫。上層因股票與ＡＩ獲利而欣欣向榮，下層卻因生活成本飆升而走向絕望。這種分化不是短期現象，而是結構性改變。通膨、高利率、ＡＩ資本集中、稅制偏向以及疫情後的階級斷裂共同堆疊，讓這兩條曲線越拉越開。這裂縫終將必反映在政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