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份韓國綜合股價指數（KOSPI）又迎來另一歷史性時刻：一月突破五千點後未停下腳步，在二月廿五日盤中觸及六千點，並整體在其上方浮動——六千點時代到來。

二零二四年，首爾汝矣島韓國交易所裏的股民期望文在寅政府時期三千點時代的回歸。然而事與願違，下半年股市卻出現了罕見的連續六個月下跌。本就表現較弱的股市，年末又被尹錫悅宣布戒嚴帶來的政治風波重創，年末報收兩千三百九十九點，全年跌幅接近百分之十。

轉折伴隨著大選前景的逐漸明朗發生。二五年六月四日，李在明當選後的首個交易日，KOSPI衝至當年新高。儘管市場對新政府的刺激措施以及應對美國加徵關稅的貿易外交具備一定信心，但當時這類反彈更多程度上被歸因為「選後蜜月行情」。

李在明當選後把競選中做出的證券市場方面的承諾列入國政運營目標，並在政府制定的五年十二項戰略重大課題中明確提出「躍升邁入五千點時代」。實際上，該目標並非首次出現在韓國政治人物的承諾中：早在二零零七年的大選投票日前夕，保守陣營候選人李明博公開表示，「若政權更迭，股市明年可能突破三千點。如果一切順利，我任期內將達到五千點」。值得一提的是，李明博任內KOSPI的最高位堪堪突破兩千點。

這種政客承諾與市場現實之間的落差，在李在明政府時代卻構成了反向參照：十月初站上三千五百點，十月底首次突破四千點，一月底便完成了邁向五千點的目標；走向六千點的時間更短，只用了不到一個月。

前期上漲主要由兩端驅動：一是李在明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以修訂《商法》為中心的核心舉措強制壓縮庫存股增量與存量，大股東主導的不透明股權結構因此得到改變；二是半導體、汽車等板塊近期共同上行，並外溢至上下游產業鏈。

五千點後的加速上漲，是對李在明政府兌現承諾的深度檢驗。外資與國內大資金機構在權重股（半導體、汽車等支柱性產業股票，其漲跌明顯影響大盤指數）中形成長期籌碼，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整體市場估值能否提升。二月的股市指數在達到預期指標後並未大幅回撤或進入高位震盪，說明資本市場真正相信治理機制的切實落地，並看到了權重板塊的穩定盈利能力：對韓國股市的估值，正從「韓國折價」走向「韓國溢價」。

韓國資本市場的另一股力量，是長期存在、規模龐大的散戶群體；該群體整體上扮演了加速上漲的斜率放大器。股市的持續狂飆並非只走入專業投資者和金融機構的視野，當上漲預期成為一種慣性，即便最初持觀望態度的散戶也想從中分一杯羹。二月份，韓國股市的活躍交易賬戶數突破一億量級，平均每一個韓國人就擁有兩個賬戶，三分之一的人口參與股市；使用ETF槓桿基金、借錢入市以獲得超額收益，則成為這段時間裏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據韓國金融投資協會統計，信用交易融資餘額（向券商借款購買股票未歸還的金額）創下歷史新高，達到了三十二萬億韓元（約二百二十億美元）的規模，其中多數跟隨大資金流向權重資產。

與股市一同處於高位的，還有居民家庭債務規模：戶均負債額約九千五百萬韓元。而買盤中的巨量資金來源於信用融資，行情上行時這類負債會被盈利掩蓋；下跌時則需要追加保證金或被強制平倉，此時就轉化為直白的資金鏈斷裂——本就高負債的散戶很難拿出額外的錢堅持下去。同步、擠壓的拋售會讓此前的股市繁榮在短時間內化為烏有。

更需要警惕的是借款入市的風險外溢。如果投資股市的資金來源於信用貸、卡貸等渠道，市場大幅回撤之時往往意味著：銀行收緊貸款政策，企業融資成本上升；家庭負債進一步惡化，居民消費能力下降。一場全國性的經濟下行，甚至經濟危機，或許並非不可想像。

系統危機來源於融資鏈條的突然斷裂——所有人被迫一起收縮。當今的韓國資本市場疊加了更高槓桿，任何來自半導體週期、匯率波動或外部貿易摩擦的衝擊，都可能觸發去槓桿的連鎖反應。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機成為韓國人刻骨銘心的集體記憶；將韓國股市推向歷史最高點的李在明政府，也需要考慮如何防範股價下跌順著負債傳導，進而觸及韓國社會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