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浩年，《亞洲週刊》新金融編輯，北京大學西方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學士，博士論文著作《黑格爾邏輯學的現實概念與唯心論原則》；曾任香港「哲學01」策劃人、香港武術頻道「武備志」策劃人。

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OpenAI CEO Sam Altman公開為Anthropic辯護：「我基本上信任他們，他們真的在乎安全。」同一天下午五點，Anthropic因拒絕五角大樓最後通牒被掃地出門——特朗普下令政府立即停用其技術（五角大樓獲六個月過渡期，美國二月起空襲伊朗時依然正使用Anthropic技術），戰爭部（前國防部）長Hegseth將其列為「供應鏈風險」。當天深夜，Altman在X上宣布：OpenAI已與五角大樓達成協議，模型即將部署到機密網路。 上午聲援、下午觀喪、深夜簽約，十二小時的三幕劇：當AI進入最危險的應用場域，由誰來制定規則？ 二零一八年，三千一百名Google員工聯署公開信抗議Maven計劃——一個用機器學習分析無人機監控畫面的五角大樓項目。Google退出，並承諾不從事武器開發。那是硅谷科技倫理的標誌性時刻。 六年後的二零二四年一月，OpenAI悄悄刪除了使用條款中明確禁止「軍事與戰爭」用途的字眼。AI Now研究所的Sarah Myers West警告：「在AI被用於加沙目標選取的時刻，刪除這些字眼意味深長。」同年OpenAI任命前國安局局長Paul Nakasone進入董事會，與國防部簽下兩億美元合約。再到二零二六年二月，Anthropic被踢走，OpenAI即刻填補空缺。 硅谷的軍事紅線一直從「不參與戰爭」退到「不搞自主武器和大規模監控」，最後變成一句「所有合法目的皆可」。 Anthropic和OpenAI表面上守的是同一條線：禁止大規模監控美國公民、禁止全自主武器。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說「我們不能昧著良心接受」；Altman在員工備忘錄裏也寫「這些是我們的底線」。但真正的分歧在於：誰有權執行？ 「產品可以怎麼用」之爭 Anthropic要求把限制寫死在合約裏，一旦軍方違反，它保留單方面斷供的權利。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Jerry McGinn一語道破問題所在：「軍方承包商通常無權告訴五角大樓產品可以怎麼用、不能怎麼用。」這在法律上是硬約束——等於一家私人公司對軍事命令握有否決權。五角大樓技術長Emil Michael的反應激烈：他公開稱Amodei有「上帝情結」，說「用AI擊落敵方無人機群而不必打電話請示一個CEO」。 OpenAI給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它同意五角大樓可將模型用於「所有合法目的」，但自建一套名為safety stack的技術防護——在模型層植入約束、派駐持安全許可的研究員進入機密網路、限制模型只走雲端不觸及無人機。一個是合約治理，一個是技術治理；一個說「違反了我切斷你」，一個說「我和你合作管控」。五角大樓的選擇毫不猶豫。 逾四百五十名Google和OpenAI員工聯署公開信「我們不會被分化」，要求各家領導層「站在一起」拒絕五角大樓條件。Google DeepMind首席科學家Jeff Dean以個人身份表態：「大規模監控違反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 但四百五十人的聯署敵不過一個人的簽字。聯署者中六十多人是OpenAI員工——老闆在他們聲援Anthropic的同一天完成了取而代之。與此同時，因OpenAI高層向特朗普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贈兩千五百萬美元而燃燒數週的「QuitGPT」運動已吸引逾七十萬人簽署抵制承諾，Anthropic的Claude一度衝上App Store下載榜首。但這些消費者層面的抗議對五角大樓的採購決策毫無影響。 科技媒體Techdirt的Mike Masnick指出，協議載明資料蒐集將遵循《第一二三三三號行政命令》——這正是國安局數十年來繞過國內監控限制的慣用路徑：只要在境外攔截通訊，即使涉及本國公民也不受國會監督。 OpenAI向五角大樓承諾的「持續行為追蹤」能力，已在自家用戶身上驗證過——二零二五年八月悄悄披露的對話掃描上報執法機關系統、同年十一月第三方分析商Mixpanel遭駭導致的用戶資料洩露、二零二六年二月上線的對話內容廣告投放。五角大樓買到的是一套成熟的監控基礎設施。 Anthropic在財務上損失有限——營收一百四十億、估值三千八百億美元。它已宣布在法庭上挑戰這一定性，分析指AI使用限制不僅是道德底線，更是確保國防部遵守憲法的基本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