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善彥，資深媒體人，旅台作家，前中廣海外部記者兼播音員，聲優。中文版著作有《保釣運動全記錄》、《台灣人的牽絆》。 電郵： [email protected]

有位台灣旅客帶著小孩到日本著名的澀谷十字路口，在馬路上拍照時，卻遭到一名路過女子猛烈撞擊，小孩被撞飛跌倒在地。由於該女在短短幾秒鐘內接連撞向三人，此事引發日台雙方網民的熱議。 從影片中可以感覺到，該女的行走姿態似乎帶有明顯蓄意。雖在真相尚未明朗的現階段，或許不應完全排除她並非出於故意的可能性，但即便拍照的母女也許構成通行上的妨礙，若因自己的碰撞導致孩子跌倒，當場回頭表示關心或道歉，才符合一般社會常情（倘若該女根本未察覺自己撞到了孩子，則可能有感知神經或精神方面的問題，應盡速前往醫院接受醫學檢查）。 其實，聽到這則新聞時，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在日本，這類故意衝撞他人、惡意整人的事件並不罕見。據報道，在日本，於人行道或車站內，故意在擦肩而過時撞人，或用包包刻意碰撞他人等暴力行為的加害者，多數為男性（雖然女性加害者相對較少，但仍有案例）。加害者通常會挑選體格比自己小、看起來較為怯弱的人作為目標，也就是容易下手且不易反擊的對象。因此，身形纖細的女性、高齡者、兒童往往成為目標，也有孕婦與殘疾者受害的案例。 另一方面，他們幾乎不會挑選體格比自己高大的對象。例如，未曾聽聞相撲力士成為受害者。此外，也有針對攜帶大型行李的外國旅客找碴，或對推嬰兒車的親子高聲指責「妨礙通行」嚷嚷大叫騷擾的人。可謂「專挑軟柿子吃」是明顯特徵。 關於此類犯罪行為的背景，有分析指出，某些性格異常或某種社會弱勢為了宣洩在工作或日常生活中累積的不滿，會精挑細選比自己弱小或看似容易欺負的對象，藉此發洩情緒，沉浸於一種虛假的優越感與勝利感之中。 在任何社會中，都一定比例地存在這種貨色。問題在於，這種貨色的存在有時會特別顯眼，其聲音亦會被放大。過去三十多年來，我雖長期居住海外，但定期返國觀察日本社會變遷。社會情緒的惡化與行為模式的劣化，似乎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愈發明顯。坦白而言，日本國家整體的競爭力和經濟實力存在衰退，似乎也造成社會情緒的低迷與惡化。 當然，日本社會大多數仍是善良且具備常識的正常居民（否則日本社會的荒廢程度必將遠超於今日）。然而，當卑怯者與異常者能夠堂而皇之走上前台時，其背後往往反映出社會情緒的惡化與社會規範的鬆動。當今日本，許多人日子過得並不開心，遇到渾身散發異常戾氣之人的機率並不低。日本自己的條件難以改善，外部環境亦日趨嚴峻，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此類人物出現的機率恐怕仍會增加。 戀殖分子刻意舔日 另外，此次關於澀谷撞人案的交鋒，意外揭露出包括被稱之為「青鳥」的「戀殖」、「精日」分子等部分台人的偽善和鄉愿，他們為撞倒孩子的女子辯護，反而辱罵受害親子，甚至無根據地聲稱該女子是「歸化日本的中國人」，這種言行已嚴重偏離人類基本的良識與常識。其背後，或許為了取得虛擬的優越感，刻意偽裝與日本親近的模樣，沉溺於「舔日」以求安心的卑微奴性；或者只關心自身利益，對他人痛苦徹底冷漠的冷血非人性心態。每當提及「台日友好」便主動靠攏之此群人的本性，在此次事件中再次顯現，或許是一個意外的收穫。 此次事件亦令人聯想到日本社會深層潛流中某種令人不安的動向。對弱者進行攻擊以發洩壓力的心理（替罪羊機制），正是全體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列寧主義等）和極右主義的重要動態機制之一。透過將社會不安與不滿轉嫁至特定少數群體或假想敵，藉由正當化攻擊行為來強化連帶感，進而鞏固對權力的服從與控制。 全體主義或極右主義往往在經濟危機、戰敗後的不安等社會整體承受巨大壓力時抬頭，手法之一便是將不滿的矛頭引向「弱者」（如外國人、少數族群、反對派等），以控制與導引大眾的憤怒情緒。透過將自身置於「正義」或「優勢」的位置，將特定對象標籤為「邪惡」或「劣等存在」，進而進行攻擊，可強化內部團結。這也是全體主義用以正當化強人領導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全體主義或極右主義中，常強調「能力不足的弱者自食其果」的「自我責任論」，以此合理化削減社會保障與排除弱勢群體。 由此可見，向弱者發洩的心理，是建立於恐懼與憤怒之上的全體主義社會結構的重要基礎機制。群眾或許沉醉於以花言巧語和華麗辭藻包裝的敘事，透過排斥少數者與弱者來滿足扭曲陰險的自我心理，將卑微的自我與為政者或聲音較大者等「強者」合而為一，藉此讓自己沉醉於「自己也站在強者一方」的錯覺之中，這種作為逃避現實的手法在大眾社會中相當常見。若結合近日日本眾議院選舉結果觀察，或可窺見當代日本社會潛藏問題之深層與嚴重性。 最後，以曾任保加利亞共產黨書記長的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之言作結：「當法西斯主義再次來臨時，他們將打著反法西斯的旗號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