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四日，被視為歐洲大陸最重要的哲學家、公共知識分子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又譯哈伯馬斯）去世，他生前提倡的「公共領域」、「溝通理性」理論是「公民社會」的奠基石，對德國以及歐洲走出極端民族主義的陰影影響深遠，更是歐洲整合理論「核心歐洲」的旗手。在歐洲以外，哈貝馬斯也是全球性的公共知識分子，對上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大陸、台灣以至香港，均影響深遠。
台灣在八十年代末解嚴後，社會思潮風起雲湧，哈貝馬斯的理論在台灣風行一時，健筆南方朔、《南方》雜誌時期的郭正亮主張引介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以建構台灣的「公民社會」，與威權體制相抗衡。
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沈榮欽就寫到：「當時台灣知識分子推崇哈伯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希望能夠延續『公民社會』的討論，在『國家』與『經濟』之外，開闢出一條足以解釋社會上的各種矛盾……但是更多人心中其實想的是，如何利用『民間社會』的自主性來對抗國家無所不在的壓迫、國民黨無孔不入滲透的社會。」
著名台灣知識分子、作家龍應台也深受哈貝馬斯影響，她的名著《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就有濃厚的「公共理性」色彩。儘管哈貝馬斯對台灣影響深遠，但他畢生都未曾踏足台灣。
在中國大陸研究哈貝馬斯學者輩出，上海紐約大學校長童世駿、《哲學譯叢》（現名《世界哲學》）主編郭官義在八十年代就譯介了多本哈貝馬斯的著作。哈貝馬斯對於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大陸關於「公民社會」、「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影響深遠。劉擎、許紀霖、杜維明等學者均曾引介哈氏理論，研究中國。
早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哈貝馬斯就決意正式訪問中國，還曾計劃到台灣講學，但由於生病，推遲至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五日成行，訪問到四月二十九日結束，歷時十五日，也是他唯一到訪中國大陸的行程。
但在此前，他曾兩度訪問香港。一九九六年他到訪港英時代的香港，當年在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演講，及後並與教授金耀基、Tim Moore座談；一九九九年二月則在香港大學發表關於康德及「永久和平」的演說。
二零零一年他與夫人訪問中國，並巡迴演講，訪問期間到北京、上海進行七次演講，分別在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黨校、復旦大學以及華東師範大學，是當年中國的重大文化現象。在中國社科院演講的題目是「論人權的文化間性—假想的問題與現實的問題」，在中央黨校與復旦大學則演講「全球化壓力下的歐洲民族國家」。
哈貝馬斯多場演講均萬人空巷，競相目睹大師風采。在復旦大學演講的相輝堂更是爆滿，校方甚至要通報武警以維持秩序——儘管哈貝馬斯先天唇顎裂，說話鼻音嚴重，能聽懂他演講的觀眾寥寥無幾。
訪華行期間，哈貝馬斯還參加過多場座談會，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七日，他就前往《讀書》雜誌座談，期間，他表示對中國有幾個關心的問題：
「一個是中國的法律制度問題，也就是說中國當代法律制度問題以及中國傳統法律範疇之間的關係問題；再一個是中國目前的宗教問題，比如說，中國現在究竟有多少宗教信徒，他們主要信奉的是哪些宗教，宗教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起到甚麼樣的作用；另外我也想從學術角度了解一下法輪功的情況，因為在德國也有類似法輪功的教派，在德國也是一個比較棘手的社會問題。最後就是中國知識界所謂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論爭情況。」然而，座談並未圍繞上述題目展開，只集中討論哈貝馬斯思想發展的一些問題。
曾想寫關於中國的書
座談會與會者包括秦暉、趙汀陽、李銀河等著名學者，哈貝馬斯說改變了他對中國的看法，又說如有可能，他一定會寫一本關於中國的著作。但很遺憾，直到哈貝馬斯逝世，這本關於中國的著作也未面世，未知遺稿有沒有關於中國的論述。
哈貝馬斯另一場參與的座談在四月二十五日，到上海世紀出版集團與翻譯《哈貝馬斯文集》、《哈貝馬斯政論文集》的翻譯者見面。期間有個小插曲，哈貝馬斯在座談前的晚餐喝了點酒，在習慣上他會喝酒，讓他興奮的大腦停頓下來，從而休息，因此當天座談一開始狀態不佳，但中國學者態度認真，讓他越發精神。
哈貝馬斯在兩岸均影響深遠，二零零一年訪華行更是當年的文化現象，他留下的「公共領域」、「溝通理性」仍深深影響華人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