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哈貝馬斯關於公共領域和交往行為的理論，深刻影響了全球的政治哲學和民主理論，尤其在中國，哈貝馬斯為中國學界提供了超越傳統西方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第三種理論視角，特別是在法治建設、公民社會研究以及現代化話語構建方面具有重要的對話價值，成為左右各派思想對話的理論來源。

二零零一年四月，哈貝馬斯應邀訪問中國，以「全球化壓力下的民族與國家」為主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和機構連續發表系列演講，迅速引發中國學術界前所未有的轟動效應。據當時報道，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由於聽眾太多，許多人甚至在狹長的空地上席地而坐，據說是社科院有史以來最熱鬧的一次學術活動；清華大學演講時，莘莘學子不顧勞累，東奔西走，為的只是能在臨時變更的報告廳裏爭取到一席之地，哪怕站著也行；北京大學與中國人民大學的場面則完全可以用「人山人海」來形容；而復旦大學相輝堂幾乎爆棚，面對滾滾人流，校方無奈之下只好求助武警維持秩序，把報告廳變成進不得、出不得的「圍城」。

此次訪問不僅吸引了熱情的聽眾，還直接帶動了哈貝馬斯著作的熱銷與學術討論熱潮，成為中國知識界轉型時期一次標誌性的思想盛宴。

實際上，哈貝馬斯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就被引入中國，對中國知識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其公共領域、交往行為理論和現代性批判理論被用於分析中國社會轉型、公共空間構建及理性對話。

在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界爭論中，哈貝馬斯不僅被「自由主義」者看作是捍衛啟蒙現代性的代表，也為「新左派」學者所利用，用於批判資本邏輯下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九十年代後期「自由主義vs新左派」論戰中，自由派（如王元化、朱學勤等）反覆引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來論證「公民社會」的必要性。

自由主義陣營（代表人物如徐友漁、朱學勤、劉軍寧、秦暉、汪丁丁、許紀霖等）主要借用哈貝馬斯早期《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和晚期《在事實與規範之間》中的公共領域理論與交往理性，將其視為對抗威權、推動中國民主轉型的理論武器。

新左派陣營（代表人物如汪暉、崔之元、王紹光、韓毓海、甘陽後期轉向、許寶強等）則主要借用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和《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化危機》中的系統vs生活世界框架，特別是「生活世界殖民化」概念，將其轉化為對九十年代市場化改革與全球化資本邏輯的猛烈批判。

崔之元等用哈貝馬斯系統—生活世界二分，論證中國需要「混合憲法」「經濟民主」來阻止殖民化，而非自由派的「程序民主」。後期新左派（如甘陽「通三統」）雖轉向保守，但早期對哈貝馬斯的借用仍聚焦於反市場殖民、反全球化。

兩派都承認哈貝馬斯是「中左」思想家（既批判資本主義，又捍衛現代性），但自由派突出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性」以支持民主轉型，新左派突出「殖民化+危機」以批判市場改革。這正是九十年代思想分裂的縮影：自由派要「補課」啟蒙，新左派要「糾偏」全球化。

新左派常指責自由派「誤讀」哈貝馬斯（忽略其左翼福利傾向），而自己則認為哈貝馬斯提供了「批判資本主義而不放棄現代性」的左翼路徑。

哈貝馬斯二零零一年訪華時作出回應——他既談人權（自由派喜歡），也談全球化壓力下的民族國家（新左派部分認同），還對中左立場表示「願為一切左的東西承擔責任」。這一回應反而加劇兩派對他的爭奪。

哈貝馬斯訪華期間公開強調「人權高於主權」「普遍人權」，自由主義者立即將其作為「左翼思想家」對新左派民族主義/主權至上論的批判依據。徐友漁等人引用此點，論證中國必須接受啟蒙現代性的普遍價值，而非以「中國特色」或「主權」名義拒絕民主轉型。新左派對哈貝馬斯強調「人權普遍性」不滿，他們認為這「背叛了左翼批判精神」，忽略了殖民化背景下的人權被資本扭曲。

在哈貝馬斯理論的基礎上，自由派借此推動了「公民社會」「協商民主」討論；新左派則強化了「社會公正」「反新自由主義」話語。但兩者都未完全實現哈貝馬斯理想——中國公共領域仍受系統（權力+市場）強烈干預，生活世界殖民化現象至今未解。

總之，哈貝馬斯在中國九十年代以來的思想界，既是「自由主義啟蒙的旗幟」，又是「新左派批判資本的利器」。這種雙重利用，恰恰映照出中國轉型期「現代性困境」的深刻張力：如何在追求啟蒙理性的同時，避免資本與權力的雙重殖民？哈貝馬斯的理論雖未提供現成答案，卻為兩派提供了持續對話的共同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