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宏福苑一場大火,燒出香港多少官僚暮氣與制度虛耗。悲劇發生後,慣常追究前線巡查是否疏漏、法例是否落後,但鮮有人敢觸碰更核心的詰問:為何頂層政策局官員明明手握行政主導之權,卻設計出一個「人人有責、人人無責」的監管迷宮?為何官員可以一邊炮製貨不對辦的政策文件,一邊若無其事升官?答案在於,香港官僚體系早已將「反對派式為監管而監管」的思維內化成集體潛規則——責任越分散,官員越安全;程序越繁瑣,問責越渺茫。所謂行政主導,淪為「卸責主導」。

回歸以來,反對派長期以「監察政府」程序公義為名,推動層出不窮的監管要求。表面上捍衛公眾利益,實質卻催生出一種扭曲的管治生態:政府為免被反對派攻擊,寧願疊加監管環節,也不願承擔決策風險。這種「反對派式監管文化」可怕之處不在於監管本身,而在於它教會了官僚一套求生法則:只要按足程序填表、開會、發指引,即使有事發生,也沒有人能追究。

從房屋局到屋宇署,從消防處到勞工處,每個部門都熱衷於製造更多「監管證據」:巡查記錄、合規報告、跨部門會議紀要。然而,這些文件堆砌的安全幻象在宏福苑面前不堪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