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陽光女子合唱團》創台票房紀錄，戲中「哭點」展現女性之痛，讓觀眾感受到女性角色的切身之痛，更在中國大陸引起共鳴，以催淚帶來治癒效果。
由愛情片《海角七號》於二零零八年創下的台灣五點三四億新台幣（約一千六百萬美元）票房紀錄，時隔十八年之久，由一部改編自韓國電影的典型「通俗劇」（melodrama）《陽光女子合唱團》打破。《陽光女子合唱團》在台灣上映三個月以來，票房一路飆升至突破七億新台幣，還成功「反向輸出」至整個華語世界，於香港、星馬等多國及地區定檔公映。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本片亦於中國大陸清明檔與觀眾見面，多名主創前往北京、上海、廈門等多地路演，當中還包括了在當前中日關係遇冷的政治語境下，身份不乏「敏感之處」的旅日華人巨星翁倩玉，宣傳不可謂不盡心盡力。
而依據專業票房數據公開平台的預測，《陽光女子合唱團》在中國大陸的票房成績最終不會超過一千五百萬人民幣（約二百萬美元）。這一數字不僅在台灣本土狂掃的逾七億新台幣票房面前相形見絀，相較於本片導演林孝謙上一部催淚大作《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在中國大陸收穫的九點五八億人民幣票房成績，也可謂九牛一毛。但這並不影響《陽光女子合唱團》將其所在的每一間影戲院都變成名副其實「淚的海洋」：抽噎聲夾雜抽紙巾聲此起彼伏，散場影院燈光亮起時，每個人的臉上都淌著未乾的淚珠，觀眾沉浸在難以平復的悲傷情緒中的同時，也不禁在心中升起巨大的疑惑：究竟這眼淚是從何而來，從哪一刻開始，我竟淚流滿面？
「哭」可說是《陽光女子合唱團》的核心亮點。影片改編自韓片《和聲》，講述一名因殺人罪入獄的女性，面對自己在獄中生下的女兒即將因眼疾而被送出監獄、前往新家庭生活的變故，決定與各色獄友組成合唱團表演節目，為喜愛音樂的女兒留下美麗回憶的溫情故事。在「組合唱團」的主線敘事中，身份年齡、背景故事各異的受刑女性由獨立個體走向擁有同樣目標（表演合唱節目）的集體，同時又在「有罪之人」的集體定義下揭開犯罪故事背後各異的曲折命運。
角色身上的「哭」點
每個女囚身上多多少少存在可以被稱之為「哭點」的元素：女主角李蕙貞（陳意涵飾）為了留下腹中胎兒而反抗丈夫家暴，憤而殺夫。為了給女兒醫治眼睛，她提早結束原本長為三年的撫養期，主動將女兒送往福利院，並請求領養家庭「不要告訴她（女兒）有個殺人犯母親」。獄友玉英奶奶（翁倩玉飾）原是名聲大噪的歌星，卻因兒子智力遲緩遭丈夫怨恨霸凌，最終毒殺丈夫後自殺未果入獄，也撕裂了自己與生還的女兒之間的親情紐帶。父母雙亡、長期家暴、慘遭拋棄……類似的形象於片中比比皆是，她們的犯罪，往往都流露出不得已而為之的意味，除了走投無路的殺人與自害，就連犯下詐騙、販毒等罪案，也多是由於生活走投無路、受人矇騙或是家庭所迫，而非「有意識地作惡」。從年長到年輕，創作者試圖將女囚們的「過錯」置於更宏觀、更巨大的社會敘事中進行理解，繪製出一幅混合著受害人與加害者兩幅面孔的群像，同時強調她們「別無選擇」，最終使得觀眾的每一分同情與共情，都有了投射的對象，從而能夠不由自主地落下淚來。某程度上，角色們的「別無選擇」，就是觀眾或每個平凡個體在生活中「無可奈何」的一種誇張和放大；為她們而哭，其實也是為自己而哭。對片中女性悲慘的命運產生同情而痛哭，在體現本片作為「通俗劇」令觀眾與角色之間產生強烈認同的基本特徵之餘，也顯示出電影為觀眾，尤其是女性觀眾通過「流淚」紓解內心「委屈」，搭建起合乎邏輯的情感通道。
若說「過去的事各有難處」的女囚群像，是開啟本片女性觀眾眼淚閘門的第一把鑰匙，那麼被稱之為「殺我別用母愛刀」的「母女（母子）關係群像」，則進一步升級了本片催淚功力。其中，除了李蕙貞與女兒之間「愛是放手和默默守護」的感人主線，玉英奶奶與女兒之間交織恨意的「痛愛」，可謂賺盡眼淚：女兒因母親下毒殺害父親及弟弟、陷自己於輿論漩渦而拒絕原諒母親，母親則因自己苟活於世同時帶給女兒痛苦而怨恨自己，以恨為名的母女之情換來的是直至陰陽永隔才獲得的諒解，觀眾很難不因這份被加上生命重量的諒解而動容。
催淚美學的發洩
但，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哭」是本片的最大亮點和重點。但「哭」到底是手段，還是目的？影片上映之後，收穫的最大詬病在於其像是一套精心「預製」的程序，觀眾的每次落淚、每種情緒波動，彷彿都精準地踩在了創作者所設計的「坑」內，讓人們的每次「忍不住想哭」，都成為一種可預知的莫名，同時也給觀眾造成一種「導演編劇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讓我哭出來」的錯覺。這既是通俗劇最典型的特徵，同時也是其最明顯的「套路」。當然，按照主創團隊的說法，拍攝本片的目的之一，就是令受過生活之苦的、擁有一定人生閱歷的人在電影院的黑暗環境中毫無顧忌地哭一場、發洩一下，亦即是「哭」本就是一種目的，那麼影片在人物塑造和情感驅動上的「預先設計」，也便成為了被合理化的手段。
為了「哭」而敘事，同樣也並不能掩蓋作為「女性群像」的本片，在某些片段中不經意流露出的「女性互害」傾向：新入獄的女囚因「不合群、不守規矩」而受到同監獄友霸凌，全憑女主角勸說「她還小都不容易」和長輩主持公道，才獲得了道歉和接納；從小被母親拋棄的女孩時隔多年與母親首次見面，就被母親以母女之情「綁架」要求將自己手中的房產過戶給對方。在《陽光女子合唱團》這樣一個大部分男性都被預設為「惡」的所謂「女性世界、母系社會烏托邦」中，這些女性之間「結構性」的「恨」與「惡」令許多觀眾感到不適。
耐人尋味的是，包括《陽光女子合唱團》在內的多部台片接連於中國大陸春季檔、清明檔與觀眾見面，引發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地的共同關注。其在大陸上映時所使用的「中國台灣」字眼，以及主創團隊賣力的線下宣傳，都引發兩岸政客與網絡輿論的口水戰。有影視業界人士分析，中國大陸近期頻頻引進台灣電影，一方面是將其作為「文化惠台政策」的成果體現，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填補中國與日本關係下行、暫停引進日本片後，中國大陸電影市場在引進片方面的空缺。
遙想二零零八年，台灣電影《海角七號》作為苦情電影《媽媽再愛我一次》之後，時隔十幾年登陸中國大陸影院的第二部「純台片」，上映之際曾引發大量關於該片內含戀殖、媚日元素，甚至涉嫌「歌頌日殖遺毒」的罵聲。而與《海角七號》不同，在台灣打破票房紀錄的《陽光女子合唱團》，作為溫柔照拂人心的「催淚電影」，其內核顯然更單純、更不易「被政治解讀」，更具有普適性，所以也更容易通過審查，在中國大陸上映。
情是兩岸最大公約數
某程度上，《陽光女子合唱團》和《媽媽再愛我一次》形成了一種微妙的輪迴：在二零二六年的當下，在金馬金雞獎隔岸對峙的又一年裏，中國大陸和台灣電影的「最大公約數」，唯有一個「情」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