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東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本大使館於三月二十四日遭一名陸上自衛隊三等陸尉闖入，並因涉嫌侵入建築物而遭警視廳逮捕。三等陸尉是日本防衛省認定為「幹部」的最低階軍官。此事件繼去年十一月日相高市早苗就「台灣有事」所作的國會答辯之後，使原本已降至冰點的日中關係雪上加霜。
據日警方透露，嫌犯供稱：想見中國駐日大使，表達希望他停止對日本發表強硬言論的意見。他同時表示：如果對方不接受，「我打算以自殺來嚇唬對方」，並無意傷害他人。然而，中方在聲明中指出：一名自稱日本現役自衛隊員的可疑人士，以所謂「神之名」威脅要殺害中國外交人員。日中雙方的說法之間，存在明顯差異。
有位退役自衛隊員承認，日本軍隊或自衛隊等組織的成員在不同程度上往往傾向接受右翼思想，其中也有人偏好極右言論。如何加以控制、防止其失控，正是文人統制真正價值的體現。事件發生後，自衛隊、尤其是陸上自衛隊的思想偏向遭到質疑。有人指出，包括讓被認為具有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傾向的極右評論家，在防衛大學及面向自衛隊幹部的機構中演講，平日累積的思想偏差，可能正是此事件背後的根源。
雖然自衛隊員也可以享受思想與信仰的自由，作為基本人權受到保障，但自衛隊員作為「全體國民的公僕」，不得基於特定政治活動或思想信念來執行職務。日本歷史上，曾發生幕末一八六二年武士砍殺外國人的「生麥事件」（最終導致七艘英國軍艦砲轟鹿兒島），也曾發生訪日中的俄羅斯皇太子尼古拉（後來的尼古拉二世）遭執勤警察砍傷的「大津事件」，以及為了日清（甲午）戰爭和談來日的清國全權大使李鴻章在下關遭日本暴徒槍擊而受傷的事件等等。然而，像這次這樣由軍隊或自衛隊相關人士闖入外國駐日使館的事件，即便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幾乎是聞所未聞的。這場前所未有的重大醜聞，可以說是從根本上質疑了自衛隊治理體制的嚴重事態。
根據關於外交的《維也納公約》，大使館館區被視為該國的「領土」，因此非法闖入，不僅違反國際法，也違背了「互不干涉內政原則」這一國際法基礎。發生這類醜聞時，無論對方是哪一個國家，都應立即道歉並承諾防止再發生。然而，高市政權在事件發生後，僅由官房長官表達「深感遺憾」，首相本人、外相、防衛相至今仍未正式道歉。對此，陸媒《環球時報》於三月二十七日批評稱：日本政府至今甚至沒有道歉，只停留在「深感遺憾」的表述上，態度輕率膚淺；並要求日方做出誠懇道歉並徹底查明事件。
《朝日新聞》三月三十一日的社論則指出：「日本方面缺乏乾脆態度的應對，是去年十一月高市首相『台灣有事』答辯導致日中關係惡化之延長線。若置之不理，中國方面可能持續將此事當作批評日本的工具。」社論並指出：「日本政府原本可能藉由妥善處理此事，成為修復關係的契機。若在應該明確承認錯誤之處，卻持續採取曖昧態度，恐怕只會使傷口更加擴大。」社論強調，高市政權的應對失當尤其明顯。
高市行事失當倍受質疑
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原本認為，雖然此事可能暫時進一步惡化日中關係，但既然明顯是日方的過失，只要盡早認錯並承諾防止再發生，經過一定過程後應能平息。我原本已對高市的能力低落與行事失當有所理解，但老實說，沒想到竟然到了這種程度。長久以來，人們便指出，高市即使犯下自己的錯誤，也從不認錯，總是先強詞奪理，最後再推卸責任後逃避。至於她為何死都不願認錯，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原因在於她所受的教育，以及她異常頑固的性格；也有人分析，正因她是在男性社會中一路掙扎爬升的女性，所以極度厭惡因認錯示弱而使自己處於不利地位。還有人指出，由於她過去經常以對中國大陸發表口頭上的強硬言論，來獲得部分支持者的熱烈擁護，因此她對大陸無論如何都無法讓步。
然而，不論理由為何，如果高市政權只是出於情緒而無法為此事對中方認錯，那麼這不僅會進一步惡化日中關係，也會損害所有在日本設有使館的國家對日本的信任。這種行為，無疑是在損害國家利益的荒謬愚行。
承認自己的過失並道歉，絕不是軟弱。如果自己有錯，迅速認錯並設法調整不利條件，本來就是從政者應有的智慧。在政治與外交場合，有些事情可以認錯與退讓，也有些事情千萬不可。能力不足的人，無法善用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人。不幸的是，一旦能力不足的人卻爬上了高位，那麼除了自身無能之外，也因為身邊沒有能夠提出適切忠告的優秀幕僚，於是便無法分辨何時該退一步、何時不該。在我看來，高市或許已經無法區分：哪些事情應該認錯與妥協，哪些事情則絕不能如此。
聽說在高市的支持者之中，有不少人喜歡她那種「愛國式言行」。對這些「愛國同胞」，我想送上英國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一句話：「最高的愛國心，就是當你的國家做出可恥、愚蠢、邪惡的事情時，敢於指出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