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學家杜鵑披露首部深圳研究英文專著幕後，從人的角度出發，以史/地/人/物等維度剖析深圳發展奇蹟，打破深圳「小漁村」論述，再現深圳個體奮鬥的時代縮影。
多倫多大學建築、景觀與設計學院院長杜鵑早前於深圳市當代藝術與城市規劃館主辦的《深圳實驗：中國速生城市的故事》作者分享會後接受亞洲週刊獨家專訪，作為首部深圳研究英文專著，且獲「跨學科研究年度最佳書籍獎」的作者，杜鵑稱，這本前後醞釀了近二十年的著作是她獻給深圳的「家書」，「雖然不能說它是我的人生總結，但它的確匯總了我對人生和世界的很多思考」。在扉頁上，杜鵑教授將該書獻給「深圳過去和未來追求其所值生活的移居者，以及我的父母」。
深圳研究的新天地
出生於山東濟南的杜鵑，小學時隨父母移居美國，先後獲得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設計系學士學位、普林斯頓大學建築學碩士學位及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建築科學博士。
《深圳之謎》作者艾倫．麥克法蘭在其著作的第三部分「解答」中寫道：「在研究深圳時，首先要意識到，深圳曾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小漁村”的說法只是神話。許多人願意相信這個神話，因為它確實是個好故事，但它並不符合事實。直到我讀了杜鵑的《深圳實驗：中國速生城市的故事》這本優秀的書，才意識到這個神話的廣泛流傳。這本書由一位香港建築師撰寫，相當精采，她多次考察深圳，從專業角度研究這座城市，並與當地居民進行了大量實地交流。
通過使用地圖、照片和人物敘述，作者在書中展示了該地區的悠久歷史，展現了中國一個迷人地區的微觀歷史，一次縣級層面的歷史考察。這片土地歷來是外部事物進入中國的門戶……杜鵑的研究追溯至幾千年前，她拼貼歷史的碎片，並從大約一千七百年前的東晉開始深入探討，展現了這個地區豐富多彩的歷史活動……深圳的基礎絕非一個偏遠的漁村或小鎮，而是建立在橫跨整個中國文明交流的歷史之上。」
《深圳實驗：中國速生城市的故事》（The Shenzhen Experiment: The Story of China's Instant City）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出版，並於次年三月贏得由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頒發的二零二零年度「跨學科研究年度最佳書籍獎」。此獎由人文學科研究所年度最佳書籍獎評委會每年甄選來自五十家大學出版社的提名圖書，評委會對該書的評論是：「文筆優美，敘述巧妙，研究嚴謹，兼以具說服力的理據，及與時並進的議題。作者在書中成功揉合環境、城市研究和人類學研究，以非虛構的寫作方式，生動、有力地講述了一場宏大社會變革中的政治現象和可能性。」其中一位評委更表示，「這是我很長時間來讀過的最吸引人的非虛構類書籍之一」。
該書亦在《自然》、《外交事務》、《亞洲事務》、《亞洲書評》、《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著名報章及國際學術期刊中獲高度評價。《自然》雜誌指：「杜鵑摒棄了那些粉飾太平的起源故事，揭示了深圳的繁榮並非僅僅源於政策制定者，而是源於牡蠣養殖戶、充滿活力的夜市以及千百萬人的願望。」《金融時報》亦認為，作者「力圖打破長期以來關於深圳的陳腔濫調……將故事根植於定義這座城市的『無數個體』身上，論證了深圳不只是一座自上而下的現代化大都市」。
非常建築創始人兼主持建築師、香港大學建築學院院長張永和評論說，中國著名「速生城市」歷史豐富，並非一蹴而就，「杜鵑帶我們踏上了一段信息豐富又出乎意料的旅程，深入探索這座大都市」。紐約大學城市規劃教授、《華爾街日報》述評人Shlomo Angel不吝誇讚：「這無疑是我讀過的最好的城市傳記之一……非常吸引人，讓人拿起就放不下，不想跳過任何部分……對於真正關心城市成長和繁榮的人來說，該書是必讀之作。」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Global City作者Saskia Sassen直言，該書與以往對這座龐大中國城市扁平化的傳統敘述形成鮮明對比。耶魯大學歷史教授Denise Ho在《中國季刊》刊文表示，該書在中國研究領域開闢了新天地，並為全球城市空間研究作出了貢獻，尤其是在以徵地與開發模式為特徵的經濟特區模式方面。曾在深圳工作過一段時間的深圳設計互聯創始人、同濟大學教授奧雷．伯曼則稱許，在《深圳實驗》一書中，杜鵑巧妙地揭示了這座以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流動性而聞名的城市的秘密。
杜鵑曾入選由英國倫敦Thames & Hudson出版的《New Chinese Architecture Twenty Women Building the Future》及二四年英國皇家建築學會《一百位女性：建築師實踐》。《深圳實驗》出版時，她是香港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建築學院副院長、城市生態設計研究室總監，目前則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建築、景觀與設計學院院長。
以「人的尺度」丈量深圳
「我十二歲後在美國成長，研究生畢業去了意大利、法國工作，二零零三年是我成人後第一次回國，我拿了美國的富布萊特研究基金到上海同濟大學做訪問學者，課題就是中國的速生城市，以及在城市的巨變之中被忽略、被犧牲的人群、文化和歷史。」杜鵑回憶道，一年後她加盟北京非常建築工作室，「雖住在五道口，但一有空我就往胡同裏鑽」，零五年她以首屆「深圳城市建築雙年展」助理策展人身份第一次到訪深圳，一次陰差陽錯的誤機，讓她走進了白石洲村，那裏的街巷肌理與煙火氣，讓她找回了深埋心底的童年記憶以及那種「人的尺度」帶來的親切感，也燃起了她研究深圳城中村的興趣之火。
「雙年展結束，我就有想法寫一本關於深圳的書，從那時算起，這本書已經醞釀二十年了。」杜鵑頗有感慨。回美國後，她很快接受香港大學邀請，「來香港大學教書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想如果去了香港，就可以把這本深圳的書寫出來」。
杜鵑通過國家、地域、城市、街區四個維度，配以八幅「剖面圖」，從史\地\人\物等多角度探究深圳奇蹟的迷思與真相，用四篇八章重構了城鄉人地巨變之「八景」。她特別強調被忽視的歷史連續性。「說深圳之前是小漁村，是對歷史的最大誤解。」杜鵑展示一九五零年的地圖證實，深圳特區範圍內原有三百多個行政村、逾千個自然村，這些村莊的組織性、人脈網絡和土地情感是深圳能夠快速發展的關鍵要素。
創作過程充滿挑戰。她透露，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要求她打破學術寫作的常規，去掉專業術語，以人的故事和命運為主線，深入淺出地向大眾讀者講述深圳的獨特歷程，從而產生更廣泛的社會影響。杜鵑接受了這個要求，從而使這本書超越了專業領域，「它不再僅僅是一本關於建築學的書，而是講述了一個一直被人們誤解的複雜城市。更重要的是，它是關於人們如何為城市作出貢獻，城市又如何影響當中居民的生活。編輯對這本書易讀性的要求最終變成了我對建築、城市歷史與文化以及與生活在其中數以百萬計居民間互動關係的新的敘事手法」。
杜鵑承認，這本書的寫作「是發自內心的」，雖然她認為自己的語言表達能力比寫作能力要好很多，「但我對好的文筆有感情，我從小就喜歡文學、喜歡看書——不管是中文、英文還是法文的」，「我對自己寫出來的字詞句子總是不滿意，所以會重複地去寫，這本書裏的每一句話可能我都改過十幾遍」。
挑戰在於，「這本書要講的事情很複雜，我又想用最簡潔的文字來表達。對我來說，寫作也好、任何事都好，必須是有創造性的」。書稿最初是十五萬字，硬生生砍到十二萬字，「我必須做出選擇，留下最重要的」。最終她從人的角度講述城市故事，「對個體奮鬥的尊重，不僅體現了深圳精神，更是中國實驗的縮影，亦展現了個人命運在時代洪流中的力量」，尤其是她打破專業壁壘，以充滿巧思的文字讓熟悉事物煥發新意、引導讀者重新審視城市，杜鵑認為：「深圳的成功有其獨特的時空背景，難以簡單複製，但其尊重地域文脈、促進多元融合的規劃理念具有普遍參考價值。」
去年底，深圳市當代藝術與城市規劃館主辦了首期「為何深圳Why SHENZHEN」城市故事會——《深圳實驗：中國速生城市的故事》作者分享會上，闊別多年杜鵑終於來到深圳，與公眾共話一座城市發展的奇蹟背後，那些關於人、歷史與未來的思考。
這場活動是杜鵑二十載深圳觀察與研究的一次集中呈現，她希望自己「十幾年來，每天這樣嘔心瀝血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文本「能夠給人一些啟發」，「寫這本書，我感覺丟了半條命」。其時她已經是香港大學的終身教授，「從事業的角度，我不需要花十幾年去寫這樣一本書……但讀者反饋讓我挺受鼓舞的」。
自主選擇人生的幸福
回到分享會現場，杜鵑笑言：「這是我離開香港後第一次回深圳，當時因為疫情沒法跟深圳的朋友道別，這次回來能夠這麼講一講，小小的彌補了我內心多年的遺憾。到現在我的手機裏還有很多留言沒來得及回，我還在慢慢地消化、思考，現在腦子還處在一個飄的狀況，畢竟這五年我是在一個新國家（加拿大）迎接一份新工作帶來的新挑戰，這次回來有很強的親切感，就有點回家的感覺，也讓我多多少少回憶起當時我寫這本書時的使命感，我寫那句題辭的時候是很個性化的，當時想的不光是深圳，我還想到父母早年移居他鄉的不易，當年全球政治已有排外的苗頭，對我來說，如果一個人沒法選擇自己的人生，不能自主決定想做什麼、不想做什麼，是比較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