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關心日本局勢的外國友人時常帶著憂慮詢問：「日本之右傾真的那麼嚴重嗎？」像是高舉「日本人優先」等帶有排外色彩口號的參政黨之躍進，或是被視為「右派政客」的前日相安倍晉三之「繼承者」高市早苗成為首相並維持高支持率，這些現象確實讓外界會覺得日本社會正在迅速右傾。
其實，過去的日本，「右」與「左」的界線相對清晰。多數人將支持資本主義體制的自由民主黨（自民黨）視為「保守右派」，而將對資本主義本身持批判立場的日本共產黨與日本社會黨（現為社民黨）視為「革新（進步）左派」。即使在自民黨內部，也可以區分出不同傾向：例如，具有權威主義思維、主張對美依附並積極推動修憲的勢力可被歸類為「右派」；相對地，比起激進改革更重視社會穩定、在承認資本主義的前提下追求經濟公平與傳統價值並存的勢力，則可被視為「左派」。
依照這樣的分類標準，岸信介、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等人可歸為「右派」，而池田勇人、大平正芳、宮澤喜一則可歸為「左派」。至於主張對美自主路線、推動「日本列島改造論」等積極公共建設的田中角榮，也可以被歸類為「左派」。然而，當今的日本已不再是可以簡單以「左」與「右」二分的社會。例如，支持修憲與集體自衛權行使的前首相石破茂，同時又繼承田中角榮的路線，主張非戰主義，並對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持審慎態度。像石破這樣具有複合性質的保守派並不少見。他甚至在著作中提出：「保守就是自由主義（寬容）」。
右派市民的四種類型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談及日本社會「右傾」時，常被視為象徵人物的是安倍晉三。但問題在於，「右派」選民真的無條件地支持安倍嗎？日本中京大學現代社會學部教授松谷滿在其著作《「右派市民」與日本政治——愛國、排外、反liberal的邏輯》中，根據二零一七年針對一萬一千五百零八人進行的問卷調查，將所謂的「右派市民」分為四種類型：
（一）愛國主義者（支持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與愛國教育者）
（二）傳統主義者（強烈反對同性婚姻與「選擇性夫婦別姓者」\日本婚後冠男性配偶的姓居多）
（三）排外主義者（厭惡除美國與西歐以外的外國，特別是中國與韓國者）
（四）反左派主義者（厭惡立憲民主黨與共產黨等「左派」政黨者）
接著來看這些「右派市民」對安倍的評價。
第一次安倍政權短命，但第二次政權（第二次至第四次改組內閣）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長達七年八個月，連續在任二千八百二十二天，為日本憲政史上最長。安倍在任內推動所謂「愛國教育」，並制定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安保法制，其排外與反左派的言行也屢見不鮮。從一般印象來看，他似乎是典型「右派」的代表人物。
然而，根據松谷的調查，所謂「右派市民」對安倍給予最高評價的比例卻並不高：愛國主義者約百分之二十、傳統主義者約百分之十五、反左派主義者約百分之二十，而排外主義者甚至不到百分之十。此外，在「右派市民」中，也有約兩成的人對安倍既不喜歡也不討厭；在傳統主義者中約百分之十五，排外主義者中更高達約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對安倍評價偏低。
這顯示，「右派市民」並未將安倍視為絕對支持對象。相對地，「左派市民」對安倍的低評價比例則高達四到五成，呈現出明顯的左右不對稱結構。
回顧安倍的言行與政策，他一方面對左派政黨表現出強烈敵意，並頻繁使用「擺脫戰後體制」、「奪回日本」等煽動性口號；但另一方面，在外交上卻相當務實，與中國和韓國的關係並非一味惡化。儘管被視為「親台派」，他仍曾決定邀請習近平以國賓身份訪日（雖因疫情取消）。對韓國方面，二零一五年安倍曾就慰安婦問題表達「道歉與反省」，並透過基金對受害者提供支援，試圖達成「最終且不可逆的解決」。此外，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曾與韓國保守勢力（如朴正熙政權）關係密切，並推動與統一教會相關的「國際勝共聯合」，為教團與自民黨的聯繫奠定基礎。從這些事實來看，對於排外主義者而言，安倍未必是理想的支持對象。
再者，安倍也被批評為言行不夠誠實，且對傳統家庭價值的關注相對有限，這也可能使傳統保守派感到不滿。
高市政權與意識過渡
總結而言，松谷的研究顯示，多數「左派」對安倍強烈反感，但「右派」對他的支持卻並非一致且穩固。那麼，作為「安倍繼承者」的高市早苗，其支持者究竟來自何種群體？若她的支持基礎同樣未與傳統保守層完全重合，那麼其高支持率或許來自於對社會不安感到焦慮、流動性高的群眾情緒。換言之，高市政權或許既是日本社會無意識虛無主義與法西斯化傾向的產物，也可能只是過渡階段。對於所謂「右傾」或「保守化」的現象，背後仍有必要進行更加審慎的分析與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