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從李光耀時代推動華語（普通話）運動，消弭華人方言紛雜的隔閡，但英文還是官方語言。南洋大學被關閉，以及華文教育系統被邊緣化，導致新加坡民眾的華語水平，普遍不如大馬的華人。
新加坡與香港，常常被拿來比較。在語言環境，兩地亦有許多類似之處，同樣是多語言混雜環境，兩地人民都被視為「雙語兼善（華文、英文）」，作為中、西經濟、文化的溝通橋樑，因此有發達的總部經濟、國際交流中心地位。然而，兩地的語言政策發展歷程似同實異。新加坡曾推動華語，在街上都有「請說華語」的標語，導致方言人口減少，但又關閉強調華語教育的南洋大學，強調英文教育，將華文在教育體系邊緣化，導致新加坡華人的華語水平，普遍不如大馬的華人。
新加坡立國之初，李光耀就希望教育制度能同時讓學生掌握母語及英語水平，然而情況不似預期，他在回憶錄寫道：「我們的理想是華人能講華語和英語；馬來人能講馬來語和英語；印度人能講淡米爾語和英語。可惜這只是美好願望，和實際發展相差很遠。」而且，自一九六五年立國開始，李光耀就有意打壓華小，除了英文在經濟上的工具價值外，還有恐懼共產主義通過華文學校傳播的政治考慮。
李光耀另外一個引起爭議的政策，是關掉南洋大學（林語堂曾出任校長），導致很多華文精英對此耿耿於懷，認為新加坡失去了中華文化傳統，新加坡當局推廣的華語運動，只是出於比較工具性的目的，新加坡華人在華語文學領域的成就，就比不上大馬華人。
不過，新加坡的華語運動強調以華語（普通話、中國國語）來教授中文，可以消弭華人內部的隔閡。由於新加坡華人的來源比較多元化，有來自福建說閩南話的、來自閩北說福州話的，也有人說客家話和海南話，也有來自江浙一帶的，與香港大部分來自廣東的移民不同，無法用任何一種方言來定於一，而只能靠華語（普通話）來凝聚華人的力量。李光耀和李顯龍等政治領袖，在選舉的場合，都會說幾句華語或福建話，滿足選民的情緒價值，爭取更多選票。
一九七九年針對教育政策作檢討的《吳慶瑞報告書》就指出：「學生在學校既要學英語、華語，生活用語又要學方言，實際上是在學三種語文的。」而在同期七零年代，新加坡就對方言的大眾傳播作極激進的限制政策，展開講華語運動，並禁止方言在主流媒體使用，直到近年才有所放寬，但禁止方言的政策仍沒有被廢除。與此同時，香港的粵語流行文化發展蓬勃，達至極盛，一時間香港粵語文化北伐、東征，成為華文文化的代表。
新加坡講華語運動的最大成效，是讓方言比例大幅降低，但講華語的比例卻沒有等幅度的成長。根據新加坡官方統計資料，以「在家中使用的語言」為調查項目，方言從一九五七年的九成七、一九八零年的百分之八十一點四，接著在一九八零年的講華語運動開始後，短短二十年的時間內，大幅降低了超過五十個百分點，到了二千年只剩下百分之三十點零七；但講華語的比例卻只增加了二十五個百分點不到。
新加坡人家中，基本上已甚少使用方言，但華語並沒有代之而興，英語由於經濟價值、學校社教化建成了牢不可破的霸權，東南亞華人在淒風苦雨中建立的海外唯一華文大學南洋大學也在一九八零年被政府結束，併入新成立的新加坡國立大學。
在《吳慶瑞報告書》後經八年的準備，一九八七年新加坡正式推動新的雙語政策，大學、中學、小學基本上只以英語為教學語言，包括華文在內的各族母語只是作為「第二語言」學習，聊備一格。但在新雙語政策上台後兩年，李光耀就表達了後悔之情。
於一九八九年，在接受台灣《中國時報》採訪時，李光耀就承認若能重回一九六五年的舊時光，他會以不同手法處理華校。而當訪者追問是否可能恢復華小時，他則慨歎為時已晚。此後，李光耀在以華裔聽眾為主的場合裏，陸續談過類似觀點。
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中也說：「我們的雙語教育的模式不是盡善盡美的，其中有很多波折。我甚至曾在一九八九年表示，如果有機會回到一九六五年或一九七零年，我將會保留華文小學，然後加強其英文第二語文的教學，並鼓勵所有的家長把子女送到華文小學就讀，然後，在小學或中學階段為這些學生延加一年的學習時間，讓他們之中資質比較中等的，能順利在中學階段從以華文為第一語文，過渡到以英文為第一語文的課程中去。」
教育制度，對學生以及社會未來影響深遠。從新加坡的例子可見，改變要花很大氣力，從一九七九年通過《吳慶瑞報告書》，一九八七年啟航，及後再經歷至少二十年的光景，這批學生才成為社會的中堅。一旦作出錯誤決定，即便如李光耀般雄才大略，也恨錯難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