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陸軍約六萬名「鄉村輔導士官」(Babinsa)與遍布全國的警察「治安指導與民眾秩序守護者」(Bhabinkamtibmas)長期以來是印尼軍警在基層的兩大觸角，分別負責社區情報搜集與治安監控。如今，這兩支力量同時被賦予一項嶄新任務——協助財政部稅務總局查稅。根據印尼財政部稅務總局於今年七月十七日發布的二零二六年第八號通函（SE-8\JP\2026），即《納稅人合規監管指引》，兩者正式被納入稅務監管的資訊網路。

然而，真正引發爭議的並非警察角色的延伸——畢竟稅務稽查本屬行政執法範疇——而是「鄉村輔導士官」這支軍事力量的介入。這是「鄉村輔導士官」成立數十年來首次涉足純粹的行政事務，標誌著軍人角色從「國安」向「財稅」的實質性擴張，隨即引發了印尼各界對「軍人干政是否捲土重來」的深切憂慮。

新政策中最具爭議的一項，是首次引入的「稅收夥伴關係」——即透過「鄉村輔導士官」與警察「治安指導與民眾秩序守護者」構建基層資訊網路。兩者在組織架構上分別隸屬陸軍軍區司令部與警察派出所，原本專責治安與國安事務，何以介入稅務行政，成為了輿論關注的焦點。

印尼二零二五年的稅收目標為二千一百八十九點三萬億盾（約為一千二百一十四點六億美元），但實際稅收僅實現一千九百一十七點六萬億盾，缺口達二百七十一點七萬億盾。財政部與稅務部門面臨的增收壓力確實相當大。在此背景下，稅務總局推出此一爭議性政策，頗有倉促應對之嫌。

民間湧現反對聲浪

政策公布後，反對聲浪隨即湧現。眾多非政府組織與人權團體回應半官方機構「印尼法律援助協會」（YLBHI）的號召，於七月二十一日發表共同聲明，譴責並拒絕「鄉村輔導士官」參與查稅工作，指此舉模糊文人政府與軍人的權責界限，並可能造成恐嚇或威脅。

國會方面，印尼鬥爭民主黨（PDI-P）秘書長哈斯托（Hasto Kristiyanto）於七月二十一日表示，軍人不應該介入公民繳稅事務，「那是一種倒退，如同荷蘭殖民時期直接用武力徵稅」。同黨國會議員尤尼科（Junico Siahaan）則於七月二十四日指出，「鄉村輔導士官」一向被認為更貼近民眾生活，切勿因這種安排使民眾不再信任他們，或將其視為政府間諜。

政府否認，遮掩事態

面對批評，政府方面便試圖安撫輿論。印尼財政部長普巴亞．尤迪．薩德瓦（Purbaya Yudhi Sadewa）於八月三日向媒體表示，財政部不會偕同「鄉村輔導士官」收稅。在此之前，印尼國民軍總部發言人穆罕默德．納斯（Muhammad Nas）於七月二十日表示，目前財政部內部還沒有相關討論。稅務總局官員於七月二十一日稱，無須繼續炒作此議題，因為通函僅是內部討論，且「鄉村輔導士官」只進行資訊協調，而非直接查稅。總統府幕僚長、退役上將杜東．阿卜杜拉赫曼（Dudung Abdurachman）則於七月二十四日對媒體表示，「鄉村輔導士官」只是陪同稅務部門人員，而非直接索要稅款。

印尼政壇目前關注的另一層問題，在於「鄉村輔導士官」在歷史上曾在多次社會動盪中留下深刻印記——其基層情報搜集的角色，既是軍方掌握社會的觸角，也曾是引爆衝突的導火索。

其中最經典的案例，莫過於一九八四年的雅加達北部地區丹戎不碌(Tanjung Priok)暴動。

當年九月十日，一名陸軍「鄉村輔導士官」進入丹戎不碌港區一座清真寺，在未脫鞋（嚴重違反伊斯蘭禮儀）的情況下強行撤下批評蘇哈圖政府的橫幅與傳單，引發穆斯林居民強烈不滿。居民燒毀其摩托車並襲擊該中士，警方旋即逮捕四名涉事者，事件迅速升級。當地陸軍軍區司令部開槍射殺抗議群眾，並迅速清理現場。根據官方說法，事件造成至少七十人死傷；倖存者與民間組織則稱逾百人喪生。

一名基層「鄉村輔導士官」的小小動作足以撼動社會穩定，其背後是印尼陸軍「領土架構」（territorial structure）嚴密的基層情報網絡——這正是稅務新規引發深層不安的歷史警示。

如果說丹戎不碌事件是「鄉村輔導士官」基層行為引爆衝突的典型案例，那麼一九九八年的「黑色五月暴動」則是印尼軍方系統性失能甚至參與暴行的更沉重記憶。當年暴動期間，軍警被指「袖手旁觀」甚至「縱容暴民」。時任陸軍特種部隊司令及戰略預備司令部司令的普拉波沃如今已經擔任印尼總統——其指揮的部隊在暴動期間均有出動。對華人而言，一支在歷史關鍵時刻未能保護自己、甚至可能參與迫害的力量，如今卻以「協助查稅」的新角色進入自己的經濟生活——這種角色的轉換，非但不能帶來安心與信賴，反而加劇了內心的恐慌。

事實上，基層「鄉村輔導士官」的情報角色並非首次被行政當局運用。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時任總統佐科威召集全國四千五百名「鄉村輔導士官」，要求他們在基層防範激進思想與恐怖主義蔓延。他在致詞中提及，自己常被指控為印尼共產黨成員，但這並不可能，因為該黨於一九六五年解散時，他年僅四歲。佐科威的這一表態，突顯了「鄉村輔導士官」在基層情報搜集中的角色。

由此可見，無論威權時期的蘇哈圖還是民主時期的佐科威，都高度重視這支深入基層的力量。

事實上，「鄉村輔導士官」介入稅務稽查並非孤立事件，而是總統普拉波沃上任以來一系列擴大軍方職能的制度性安排的一部分。二零二五年三月，印尼國會通過《國民軍法》修正案，將現役軍人可擔任的文職機構從原先的十個增加到十四個，新增範圍涵蓋總檢察長辦公室、國家減災局等非國防領域，人權觀察組織批評此舉「將使濫權者更難被追究」。

同年，普拉波沃亦宣布計劃每年為國民軍增設一百五十個營隊。從修正案到「鄉村輔導士官」介入稅務稽查，再到軍隊參與「免費校餐」等社會政策，軍人角色正在從「國防」向「治理」全面滲透。

軍人干政歷史陰魂不散

這並非一九九八年之前那種赤裸裸的軍事統治，而是一種更為精緻的制度性蠶食。蘇哈圖時代的軍人「雙重職能」教條（Dwi Fungsi）——即軍人不僅負責國防，亦介入政治與社會事務——曾被視為改革運動（Reformasi）所要徹底清除的遺產。然而，普拉波沃——蘇哈圖的前女婿、曾任陸軍特種部隊與戰略預備司令部司令——正在以漸進方式恢復他的前丈人的政治路線。每一次看似微小的職能擴張，都在逐步削弱文人政府與軍隊之間那道來之不易的制度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