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自二零一六年就開始實行五年規劃，正好為香港如何把年度施政納入中長期規劃提供參照。香港可以從中學習如何進行經濟規劃，並將相關規劃與國家的五年規劃對接，也與內地各省城對接，發揮協同效應。這是一場將港澳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接的嘗試，將寫進世界制度發展的歷史。
香港特首李家超二零二六年九月十六日，在立法會公布首個五年規劃。規劃確立「四中心、一高地」戰略布局，更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這是香港施政方式的一次重要轉變。香港由過去較重「積極不干預」，逐步轉向「有為政府」；與香港一衣帶水的澳門，自二零一六年公布首份五年發展規劃以來，已完成二零一六至二零二零年、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五年兩輪五年規劃，二零二六年八月又正式公布第三個五年規劃。澳門十年的先行經驗，正好為香港如何把年度施政納入中長期規劃提供參照。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逐步形成「積極不干預」理念以來，香港政府長期重視「大市場、小政府」，資源配置較多依靠市場機制。但「積極不干預」本身並非放任不管，當年財政司夏鼎基已明言，政府仍須權衡介入市場的利弊，再決定是否行動。今天全球經濟波動、地緣政治博弈和貿易保護主義升溫，過去較偏重市場調節的思路面臨新的考驗。特區政府如今以成文的中長期規劃確立施政方向，並提出「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反映政府與市場的分工正在重新調整。
澳門近十年的先行經驗，可以作為香港推動中長期規劃實例，因此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發布五年規劃時，就稱澳門為「大師兄」。
回顧澳門特區的規劃軌跡，其起點是二零一六年公布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二零一六││二零二零年）》。這是澳門首度有系統地把特區施政與國家五年規劃銜接。二零二一年，澳門再推出「二五規劃」。及後澳門又在「二五規劃」之下公布《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二零二四││二零二八年）》，把「一加四」產業策略進一步細化。澳門這十年的運作，為特別行政區如何把年度施政放入中長期框架，提供了可以比較的先行經驗。
若從公共行政與經濟結構出發，澳門的規劃經驗也有自身限制。澳門經濟長期高度依賴博彩與旅遊業，產業結構較為單一。二零二四年，旅遊直接增加值仍佔整體行業增加值約百分之五十點九，博彩服務更佔旅遊收入百分之六十一點二。澳門規劃的重要任務之一，正是降低經濟對博彩業的集中依賴，推動經濟適度多元。
在規劃指標方面，澳門較多採用產業比重、增加值、企業或產品數量等量化方式。例如《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二零二四││二零二八年）》便列出非博彩業增加值比重、中醫藥產業增加值、中藥製藥廠和大健康食品製造廠數目、澳門註冊中成藥數目等指標。這種方式便於追蹤產業變化，但澳門市場容量較小、產業基礎較集中，也使經濟多元化本身成為一項長期工程。
如此對照，香港首個五年規劃面對的是另一組條件。香港的公務員體系較有效率，也更為專業，其中包括政務官以及多個專業職系；普通法制度、公共財政、城市規劃、金融監管及法律草擬等方面，已經有長期累積的專業經驗。
過去這套行政體系較重程序、監管、市場秩序與公共服務。如今決策層明確提出「有為政府」，又以五年規劃訂出跨年度方向，真正的問題便是如何把原有行政能力轉化為跨部門、跨年度的規劃與執行能力。香港五年規劃可在產值、土地、基建等宏觀目標之外，進一步深入制度設計和執行層面。
香港有較完備的官方統計系統、專業公務員隊伍和政策研究網絡，有條件提高規劃的精細程度。在市場失靈、制度銜接或資源配置出現瓶頸時，政府亦可以透過法例、規管、土地及公共資源配置作較精準的調整。如何在這種精細規劃與市場自主之間取得平衡，將成為香港五年規劃與澳門經驗最值得比較之處。
總括而言，澳門過去十年的探索顯示，中長期規劃可以與自由港及市場經濟制度並行，也建立了一套規劃、檢查、中期評估和總結的運作經驗。與此同時，澳門至今仍把經濟適度多元列為核心任務，也說明規劃完成率與經濟結構轉型本身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香港擁有七百多萬人口、單獨關稅區地位和國際金融中心功能，經濟及制度結構遠較複雜。澳門提供的是先行經驗，香港可以從中學習如何進行經濟規劃，並將相關規劃與國家的五年規劃對接，也與內地各省城對接，發揮協同效應。這是一場將港澳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接的嘗試，將寫進世界制度發展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