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近日談到，香港社會仍然存在「軟對抗」，有人以不同「軟」手段，試圖在暗處發力。這番話像石子投入湖面，激起不少漣漪。但先說清楚：以下不是鄧的原話，而是借他的觀察，往下挖一挖「軟對抗」背後的文化成因。若只把它當成治安問題，就太表面了。它更像一種文化上的「未回歸」，一種心理上的近鄉情怯。
更值得追問的是：軟對抗從何而來？它並非只有一種形態。有人在暗處發力，是軟對抗；但若一套教育制度、語言階層、文化政策長期讓年輕人不認識自己的語言、歷史與文化座標，那套制度本身也在製造軟對抗。換句話說，製造軟對抗的文化往往就是一種軟對抗。要處理它，就要在源頭——教育與文化政策——下手。負責這些領域的官員與決策者若只談現象、不改結構，其實也是在用另一種方式「軟對抗」。
地理上，香港與中國內地近在咫尺，高鐵片刻可到深圳。心理上卻未必如此。香港的大學幾乎全以英文授課，排名跟著英美標準跑，所謂「國際化」有時成了一元化的遮羞布。這就像一個孩子，天天吃麥當勞、講ABC，卻對家裏的佛跳牆、《紅樓夢》一知半解。你說他遠嗎？他明明住在這個家；你說他近嗎？他連廚房醬油放哪都不知道。這不是街頭式的對抗，而是軟疏離。這種疏離不是一夜出現的，它被課程結構、語言階層、學術評價和家長焦慮共同養大。若只責備年輕人不夠認同，卻不問他們在學校裏被教成什麼人，那就是把結果當成因。
香港長期親西方，其實是優勢。國際視野、普通法傳統、英語能力、金融網絡都是寶貴資產，也是國家改革開放過程中香港能發揮獨特作用的原因。但過去三十年，我們往往只選擇形式上親西方，沒有系統了解西方社會的變化及其局限。我們把西方當成時尚品牌，而不是複雜的研究對象。
學術排名就是最好的例子。那些排名，說穿了，是一種學術消費的包裝。像名牌手袋，大家排隊去買，裏面裝什麼卻很少人追問。論文數量、國際教師比例，未必反映教學質素與文化底蘊。香港把幾乎所有大學捲進這個遊戲，強迫所有人一齊玩。當定義權在別人手裏，我們只能跟著別人的尺量自己，中文經典、中國歷史反而被邊緣化。若決策者明知這套尺子會把本地文化根系量成「不夠國際」，卻仍然全盤接受、不敢調整，這已經不是開放，而是自我降格。自我降格，也是一種軟對抗，對抗的是自己的文化主體。
更值得深思的是語言教育。多年來，中文中學被消失，中國文學教育被邊緣化，不少家長以子女入讀英文學校為榮，彷彿英文就是高人一等的通行證。結果是，中文在社會的地位越來越低，連以「中文」為名的大學也常常以英文授課為傲，變成事實上的英文大學。我們不是不愛中文，而是潛意識裏覺得中文不夠國際化；我們不是不認同中國文化，而是習慣了用西方的眼光來評價自己。這種心理比街頭口號更難察覺，也更難扭轉。
英文要學好，國際視野要保留，但母語是根，文化是魂。真正的國際化，應該像唐朝的長安：既能容納胡旋舞，也能吟唱唐詩；既能翻譯佛經，也能輸出絲綢。多元，才是國際化的本質；自信，才是國際化的底氣。
國民教育也面對同樣困境。政府推動國民教育，原意是好的，但若只求急急推進，透過招標找來質素參差的考察團，旅程缺乏研究，也不考慮不同學校、不同年齡、不同學科的差異，那就只是打卡式的親近，而非入心式的認同。年輕人去了內地，卻不明白內地發展最新情況，回來沒有被感動，只記得車程很長，這不是很可惜嗎？這種表面功夫反過來會成為軟對抗的溫床，因為它讓年輕人覺得，國民教育不過是一場又一場表演。考察應按不同對象設計，否則只是另一種旅遊。更關鍵的是：國民教育若不同時處理中文能力、歷史深度、文化審美與當代中國認識，就只會停留在儀式。儀式做得多，入心反而更難。
人工智能、STEAM當然要學，但最核心的，是如何讓年輕人學好中文、吸收好中國文化。政府推動文化融合時，有沒有真正創造空間，讓市民和年輕人認識內地的發展？這是長遠工程，不是短期數據可以交差。若文化政策仍然停留在活動數字、參觀人次、新聞稿標題，那就是用行政表演代替文化建設。行政表演，也會成為軟對抗的土壤。
政府要做的，是更深層的社會科學研究與制度調整，而不是表面功夫。保安局可以指出現象，但「軟對抗」本質上是文化意識與教育結構問題，需要教育、文化政策部門以至整個決策層作全局思考：成因在哪，空間在哪，如何舒緩。核心不是增加更多口號，而是讓下一代有能力認同中國文化、愛護中國文化，並把中國文化的優點發揮出來。這是一場溫柔而持久的文化重建，需要春風化雨，需要一代人的耐心與智慧。
若負責教育與文化的官員只把軟對抗看成別人的問題、街頭的問題、暗處的問題，卻不檢視自己手上的課程、語言政策、評核制度與文化資源分配，那麼他們並非置身事外。不處理源頭，本身就是一種更隱蔽的軟對抗：對抗改革，對抗文化主體的重建，對抗真正的自信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