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策爭議大，施政反覆，中期選舉迫在眼前，他越焦躁不安，最近居然宣布若果共和黨參眾兩院都過半，將發給每位公民五千美元。這簡直是拿公款來賄選。

美國在伊朗戰爭中越陷越深，而他的種種作為幾乎都在削弱美國國力，尤其支撐美國經濟數十年的幾項核心優勢都被他拆解：開放的國際市場、穩定的制度、科技創新、全球人才、美元信用與財政能力。美國經濟或許不會立即衰退，而是這些政策可能形成「短期刺激、長期透支」的結構，使美國在未來十年至二十年的競爭力逐步受到侵蝕。

特朗普誤以為可用高關稅迫使製造業回美國。他的邏輯相當簡單：提高進口成本，外國企業就會到美國設廠，美國貿易逆差因此縮小，製造業重新繁榮。問題是美國缺少的不只是工廠，而是完整的供應鏈、熟練技術工人、零組件體系、成本優勢以及長期累積的產業聚落。關稅可以迫使企業重新配置供應鏈，但不代表這些供應鏈一定回到美國。何況，關稅首先是一種對美國進口商與消費者的成本課徵。企業可以吸收一部分成本，但最終仍會透過商品價格、企業利潤及投資決策傳導出去，加重通膨。特朗普企圖以關稅「重建美國工業」，最後可能變成一場高成本的全球貿易重新洗牌。

他逼迫聯準會降息，還沒有得逞，問題出在他養大通膨巨獸。貨幣政策最忌諱的，就是政治領導人直接干預。而且，當關稅推高商品價格、能源價格因伊朗戰爭上升、政府赤字擴大時，通膨壓力本來就不容易下降。在這種環境下強迫央行降息，將迫使市場要求更高的長期利率。如今長天期國債殖利率居高不下。聯準會官員承認美國國債過去所享有的「安全資產溢價」正在消失，而龐大赤字與政府借款需求正在推高中性利率。特朗普想要的是「低利率」，結果卻可能得到「高長債殖利率」。

減稅政策可降低企業稅與投資成本，提高企業投資意願，短期內也可能刺激經濟。問題是，美國已不是一個低負債國家。二零二五年通過的「One Big Beautiful Bill」將大幅延長減稅措施。美國國會預算處估計，該法案在二零二五至二零三四年間將使聯邦赤字淨增加約三點四萬億美元。

美國正在面臨一個非常棘手的矛盾：一方面，政府希望降息降低利息負擔；另一方面，政府又透過減稅擴大赤字，使市場需要吸收更多國債。當政府大量借錢，企業也需要資金，ＡＩ資料中心又正在吸收大量資本，資金價格自然容易上升。這就是典型的「擠出效應」。

特朗普反對綠色能源政策，重新強調石油、天然氣與傳統能源，並削減部分《通膨削減法案》的新能源優惠。問題在於全球能源產業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太陽能、電池、電動車、儲能、智慧電網與氫能是下一輪工業競爭的核心技術。美國今天可以保護石油產業，如果下一代能源技術、電池技術與低碳製造體系逐漸集中到中國，美國日後可能必須重新依賴進口。能源價格上升，實際上已抵消降息與減稅效果。

伊戰成最大經濟風險

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大的意外經濟風險是伊朗戰爭。戰爭是全球能源供應與運輸的重要節點，戰爭一旦推高原油價格，美國家庭首先面對汽油價格上漲，企業則面對運輸、化工、製造及物流成本增加；能源價格衝擊會透過交通與生活成本對美國家庭造成不均衡的負擔。更麻煩的是，政府可以用降息刺激需求，卻不能用降息增加石油供應。

更不該的是，特朗普打擊一些尖端大學與科研，傷害美國十年後的生產力。美國之所以能長期保持科技霸主地位，主要依靠美國擁有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大學—科研—企業」創新體系。特朗普政府卻大幅壓縮科研經費，二零二六年度預算提出的科學經費削減約四百四十億美元，可能對未來經濟活動造成數千億美元的長期影響。打擊科研表面上是在「節省政府支出」，實際上是在削弱美國未來的生產力。特朗普還不惜驅逐全球人才，美國科技產業另一個無可取代的優勢是吸引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特朗普排擠外籍人才對國家競爭力的傷害可能更加深遠。

美元、華爾街、大學、科研機構、移民人才、企業創新、法治、市場規模以及全球盟友網絡，才是美國真正的軟實力，特朗普經濟政策正在侵蝕這些優勢。短期的「美國優先」，可能換來長期的「美國透支」。

如果要恢復製造業，正確的做法應該投資基礎建設、教育、技職訓練與產業科技，而不是單純依靠關稅。如果需要降低財政赤字，就應該改革稅制與支出結構，而不是一面減稅、一面增加國防與其他支出。如果要保持科技霸權，就應該吸引全球人才、增加基礎科研，而不是讓大學與外國學生感到不確定。如果要控制通膨，就應該避免以戰爭與關稅同時製造新的供給衝擊。

特朗普最大的經濟問題，因此不是「保守」或「激進」，而是把複雜的結構性問題，過度簡化成總統可以用命令解決的問題。當一個國家為了追求短期的政治勝利，不斷消耗自己的制度、人才、財政與科技資本時，它究竟是在重建美國，還是在透支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