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規劃與二零二六年施政報告，打破以往以年度施政為主的管治模式，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戰略。規劃提出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確立南金融、北創科布局，並設下北部都會區土地產出、廣設大學城等具體指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七週年之際，香港特區政府九月十六日公布藍色封面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二零二六—二零三零年）》與綠色封面的《行政長官二零二六年施政報告》。特首李家超出席多個國慶酒會中強調，要全面對接國家發展大局。
李家超在香港金融服務界慶祝國慶的酒會上致辭指出：「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國際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我在上星期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為未來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訂立清晰藍圖，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競爭優勢，為國家金融強國建設貢獻香港力量。」
這是香港施政方式的一個明顯轉變。長期以來，香港公共政策多以一年一度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為主要節點，也經常受短期經濟週期與資本流動影響。雖然也有「玫瑰園計劃」、「明日大嶼」等長遠規劃，但缺乏與內地對接合作的思維，無法從更寬廣的戰略層面對接兩地需求。
這一轉變的背景，是國內外環境的變化。今年三月，全國人大通過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在港澳部分，中央除繼續支持香港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外，更首度加入支持香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及「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並明確支持香港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及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這些新定位顯示，香港的功能正在傳統金融、貿易和物流優勢上進一步延伸，既擔當「超級聯繫人」，也強化「超級增值人」角色。首份五年規劃主動承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的相關任務，也反映特區政府由對接國家規劃進一步走向自行制定中長期發展藍圖。香港總商會主席金澤培把這種轉變概括為由「對接」走向「主動規劃」，認為中長期藍圖可為商界提供更清晰的發展路徑。
然而，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同日公布，也引起國際輿論與本地評論界對香港管治模式轉變的討論。英國《金融時報》形容，一向以自由市場見稱的香港正參照中國內地的五年規劃模式，並引述意見關注政府規劃與市場靈活性如何取得平衡；美聯社則認為，香港正藉此把城市功能由金融進一步擴展至科技、創新與高等教育。
這份五年規劃較接近方向性、引導性的中長期規劃。文件列出的七項理念之一，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在「鞏固提升香港獨有優勢」一節，又重申自由開放經濟、普通法、簡單稅制，以及資金、貨物、人員和資訊自由流動等制度優勢。政府主要提供土地、基礎設施、法律保障與政策引導，再由市場檢驗商業項目價值。
區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這種對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區分，也體現在指標設定上。整份規劃共有一百零五個指標，其中第一篇列出二十二項主要指標，只有五項屬必須達成的「約束性指標」，其餘十七項為「預期性指標」。五項約束性指標，包括北部都會區五年產出九百公頃熟地；以大學城為發展主線，在新田、洪水橋、打鼓嶺建設三個大學城，以及四項環境指標。
相比之下，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國際金融中心與跨境財富管理中心地位、貿易與航空貨運量、就業收入等經濟項目均屬預期性指標。其中「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爭取在二零三零年後達到百分之三；製造及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價值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則爭取在二零三零年後達百分之五點五。這裏尤其要注意，百分之三所指的是「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範圍較傳統「本地研發總開支」為廣。
參照國家規劃，香港一五規劃也把目標分類為「約束性指標」和「預期性指標」：將土地供應與環境目標列為約束性指標，即必須完成的硬任務，而宏觀經濟表現主要列作預期性指標，即是預判性的建議，也反映香港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的特點。李家超在記者會解釋，約束性指標原則上必須完成，未達標而沒有合理特殊理由便要承擔責任；經濟等預期性指標則受全球投資、外圍政策及其他政府控制範圍以外的因素影響。
然而，李家超也說，無論是約束性指標還是預期性指標，「對我來講所有指標都要落實」。他認為「要在未來幾年解決『老大難』問題，膽要大才能解決『老大難』，這些困難一定不容易，要有挑戰自身的勇氣」。
在空間與實體經濟層面，北部都會區是整份五年規劃的重要發展載體。規劃正式提出「南金融、北創科」的空間布局，希望逐步改變過去資源高度集中於維港兩岸的城市格局。官方數字顯示，北部都會區在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的五年間產出約一百二十公頃熟地、落成約一萬一千個住宅單位；未來五年熟地產出目標增至九百公頃，規模相當於前五年的七點五倍，住宅落成量則增至七萬個。《二零二六年施政報告》再把目標細化，提出首兩個年度合共提供不少於二百公頃熟地及約二萬八千個住宅單位，顯示五年規劃與年度施政如何銜接。
這項布局試圖處理香港基礎科研實力較強、科研成果產業化相對不足的長期問題。大學城要發揮作用，跨境規則銜接亦相當關鍵，包括河套合作區在生物醫藥樣本、科研數據、資金和科研設備流動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商界亦提出不同建議：香港工業總會主張推出「人工智能券」和「算力券」，並由政府及公營機構率先採購和試用本地創新產品；廠商會則建議推出「算力券」與「模型券」，協助企業應用人工智能。
與科技研發並列的另一項產業試驗，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香港一向以金融服務見長，過往在大規模實體倉儲、實物交割和大宗物流方面基礎較弱。《施政報告》提出加快建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並拓展國際金屬交易及交割網絡，包括增加倫敦金屬交易所認可倉庫，推動實物交收、融資與風險管理服務集聚。香港若能把普通法、仲裁、金融、保險等優勢與大灣區的港口、物流及實體產業結合，有望在商品交易與貿易融資領域開拓新的增值空間。
在民生與社會政策方面，五年規劃強調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之間的關係。根據《施政報告》披露的數字，香港經濟去年實質增長百分之三點六，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長百分之五點一；本地生產總值在二零二五年突破三點三萬億港元（約四千二百億美元），市民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四年間累計上升兩成。
公屋政策將鼓勵生育
房屋方面，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由高峰期的六點一年下降至四點八年，政府目標是進一步縮短至四點五年。面對人口老齡化與少子化，政府同時推出十一項鼓勵生育的新措施，包括延續二萬元新生嬰兒獎勵金三年，第二名及其後出生的子女獎勵金提高至三萬元，提高相關子女免稅額，以及提供置業印花稅減免等；至於公屋優先配屋及居屋優先選樓，則屬此前已推出的措施。政府亦明言，生育政策已由過往「不干預」轉向主動鼓勵。
與此同時，面對人工智能普及可能對初職和基層就業帶來的壓力，政府聯同商界推出為期兩年的「三萬青年職位及實習計劃」。其中一萬個為期六個月或以上的全職職位，由政府補貼每月六千元或不超過月薪三分之一，為期六個月；另有超過一萬個創科及青年初創實習名額，以及一萬個建造業專業畢業生培訓名額。這項政策反映政府在推動科技應用與協助青年進入勞動市場之間所作的政策部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早前亦指出，香港社會政策長期以年度為單位運作，容易欠缺中長期的結構性視野，五年規劃可讓政府更早估算未來服務需求。五年規劃公布後，社聯又特別肯定社區危機識別和數據整合、跨境養老、「灣區標準」以及社福數字化等方向。
歸根結底，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只是起點，也是一場正在展開的公共管治實踐，其重要意義在於促使公務員體系與社會各界逐步突破只着眼年度施政的思維，以五年尺度檢視政策方向、資源配置與執行成效。轉型真正成效仍要由實踐檢驗，融合資本主義與計劃經濟是個漫漫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