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共屋邨(簡稱:公屋)輪候時間已然大幅縮短,截至今年三月底降至四點七年,與本屆政府上任前的高位六點一年比較,縮短了整整近一年半,不僅創逾八年新低,更首次低於五年,兌現了本屆政府「封頂」承諾。一般公屋申請亦回落至約十點三萬宗,較歷史高位下跌逾三成。數字不會說謊,基層市民確實更容易有機會「上樓」,不必在劏房等候漫長的時間。然而,公屋是社會安全網,但這安全網只能承載基層及貧困市民不至於流落街頭,更廣大市民的體面、有尊嚴的「居住正義」仍有待努力。全港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約十六平方米,而公屋居民只有十一點五平方米,不足一個私家泊車位大,下限則是七平方米。再看居屋和私宅,中位數分別為十五點三平方米和十八平方米。當一個家庭耗盡積蓄購入居屋乃至私宅,每個人多出的居住面積也不過一張單人床大小。一七年,前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到港考察公屋時,就感慨道:「如果你想著世世代代住這裏,而且你住完以後你的下一代也要住在這裏,人會很悲觀的。」
相較之下,比香港人口密度更高的新加坡,組屋能達到人均三十平方米,是香港的兩倍。人均居住面積尚且無法追趕,更遑論通風、採光、衛生、烹調乃至無障礙等「適足居住權」。
儘管公屋居住條件稱不上體面,但「得公屋者得天下」的社會觀念深入人心。曾幾何時,香港有一條相對完整的置業階梯:公屋居民可申請居屋,甚至還有更高級的夾屋,再往上才是私宅,讓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能夠逐步改善居住條件。而如今,私宅房價與本地收入比例嚴重失衡,不少中產家庭用盡積蓄買房,換來比公屋大不了多少的空間,卻背負沉重數十倍的經濟負擔和更低的生活質素。因此,才會有四萬戶「公屋富戶」寧可蝸居公屋也不願購買私宅,居住質素差點,卻有充足的可支配資金。
相較之下,或許居屋才是「基層以上,無力私宅」的市民們最好的選擇。居屋長期供不應求,「居屋二零二五」超額認購倍數約十三倍,近十萬個家庭爭奪不到七千個單位。前兩天,有居民因錯過居屋遞表時間,在房委會門外懊悔哀求,場面令人心酸。更值得警惕的是,公屋富戶「進退兩難」的困局尚未解決,房市回暖浪潮又撲面而來。今年房價至今已升約百分之七,更有預測全年將錄得高達百分之十五升幅。香港置業研究部統計顯示,今年首四個月一手住宅錄得八千五百九十五宗成交,較去年同期增加超過百分之五十六;成交金額約九百八十點七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大升逾一倍,一派復甦氣象。
這輪升浪背後,中國內地資金舉足輕重,留學生與各類人才計劃的住屋需求湧入租務市場。這對靠本地薪金過活的年輕家庭和中產階層來說,市場熱鬧是別人的,上車門檻更遙不可及。回想二零二四年初政府全面撤辣,原意是在高息和跌市中為市場注入流動性,如今市況明顯逆轉,政策前提不復存在。政府是時候重新審視,如何在吸引投資與保障本地居民住屋權益之間劃出一條更清晰的分界線,以免香港再墮入資產升值、生活降級的惡性循環。
面對香港居住問題,北部都會區就成為破局鑰匙,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廣闊的居住空間,將居住正義變成現實。五月二十日,立法會通過了提高北都人均居住面積的議員議案。立法會議員姚銘提議提升公屋人均編配標準,從七平方米提升至約十平方米,更要將提高人均面積納入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及《長遠房屋策略》。房屋局副局長戴尚誠回應稱已為資助出售單位面積「封底」,並計劃在二零三一/三二年度起將公營房屋室內面積增加約一成。方向正確,但二十六平方米的「封底」標準對一個家庭而言依然捉襟見肘;二零三一年距今尚有五年,對蝸居中的基層市民來說,遠水難救近火。
輪候時間縮短、公屋單位增加,無疑是本屆政府在居住問題上最實在的成績。可是要實現居住正義,更應該追問:排到了,得到的是什麼?是一個人均面積連一個車位都不如的空間,還是一個真正可以稱之為「家」的居所?北部都會區的規劃或許是契機,但若整體房屋政策仍未將「保障適切居住權」列為首要任務,香港人距離「住得有尊嚴」那一天,恐怕還有漫漫長路。

